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中,「道德」何解?

法国导演侯麦的知名电影系列 six contes moraux 一直都被翻译为「六个道德故事」,即使在英文世界,它的标题也是 Six Moral Tales。似乎这个电影系列紧紧跟「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我在观看这一系列时,一直很少由电影联想到道德问题。不论在文学还是电影中,「道德故事」在叙事上总跟「教训」密不可分,作者在结局设置情节,惩罚道德或性格有瑕疵的人物,用以教化。因为汉语有时会混淆道德和伦理——从另一角度来说,six contes moraux 也没有像《十诫》一样,探讨复杂的现代伦理问题,而是专注于个人情感与欲望的张力,或者是探讨信仰的坚定性(现代人脆弱的信念)。

取 moral 的另一个意思,「寓意」,也很牵强。很难说 six contes moraux 对于观看者来说有什么正面教益,或者单一的寓意。相反,侯麦的创作与寓意截然相反,它们都是更现代的电影文本,通常拥有敞开式的解读结构。不管怎样,至少「寓意」比「道德」更接近电影。

反倒是侯麦的早期作品《狮子星座》更像是一个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皮埃尔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受到惩罚,这是真正的道德训诫。从结果来看,尽管侯麦的叙事和表达要显然比平常的道德故事更复杂,但《狮子星座》显然还是遵循了道德故事的基本框架与叙事结构。

结合《狮子星座》,不难理解侯麦在系列标题中使用 moral 这个词。显然,《六个道德故事》在某一方面延续了《狮子星座》的视角,其中一些故事主人公因为自己的信念而失败或受嘲弄,尽管叙事惩罚的强度和模式都比《狮子星座》低得多,整体风格更加轻快和喜剧化,但并不全是这样,也有叙事者自认为成功、坚实维持自己信念的例子(即使只是看上去),比如《慕德家一夜》与《克莱尔的膝盖》。在这些故事里,现实意义的道德惩罚已经轻微到不可见。就算作者用反讽来让这些人信念与生活之间的落差现形可被看成一种揭露,但这种模式早已离「道德故事」十万八千里了。与其说是「道德故事」,倒不如说是「心理小说」,或者 psychodrama 。

在为小说版 six contes moraux 写的前言里,侯麦自己也谈到了自己取这个标题的原因。他在前言里说,「这些『故事』之所以自称为『道德故事』,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说没有身体动作:一切都发生在叙述者的头脑里」(《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从这一语境来看,将 moral 翻译「道德」说不通。反而是和法语中 moral 作为形容词的另一释义:精神的/心理的(mental)有关。

法语里有一个短语 avoir le moral dans les chaussettes,意思是 moral 掉到了袜子上,形容心情十分低落。douleur morale (mental anguish) 是指精神极度痛苦。所以在six contes moraux 中 moral 并不是指道德,而是指人物的内心,至少是观点。因为侯麦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主人公有点像唐-吉诃德,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许并没有小说。第一人称的解说,不是想揭示内在的思想……而是毫不含糊地明确主人公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当做是作为作者和电影人的我所瞄准的目标」(《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

在这里,侯麦的创作和「道德故事」拉开了巨大的鸿沟,一般的「道德故事」是在惩罚行为不检点或者性格有问题者,而侯麦,作为无所不能的创作者,则是在探讨人的观念,他轻微地惩罚(有时则奖励)持有某种观点的人,或击碎好幻想者的幻想。他的作品里,并无任何实质的行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侯麦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有着深刻而紧密的关联。《绿光》的结尾,女主角在读的就是《白痴》,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侯麦也融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温顺的女性》。这体现在他们都着重描述人物脱离现实的幻想,或者某种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同点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个时代的人,陀氏更加沉溺,而侯麦则活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一方面迷恋这种幻想,一方面又拥有抽离的视点,让这些幻想有了小小的后果(不很严重)。

正是这种暧昧的距离,构建了侯麦电影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而「道德故事」对 contes moraux 的翻译,虽然中规中矩,却完全无法体现侯麦的双关原义,甚至偏离了这一系列的主轴。要我看,倒不如翻译成「六个心理故事」或者「六个幻想故事」,甚至「六个白日梦」,都要更好些。

Ayawawa与她的「石剪布」理论

2018年5月,因为发表涉及二战慰安妇的不当言论,情感博主Ayawawa(杨冰阳)遭受《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一轮围攻猛批,她的微博被封6个月,清空后至今仍未有任何更新。

从(如今)常识上来看,在那样猛烈的批判以后,她其实不“应该”(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但四年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她最终还是没有从中文互联网上消失:她的微博不再更新,但她的那一套婚恋话语(以及粉丝资源)却像尸体一样,被众多秃鹫一般的模仿者分食、传播,在微博上继续影响着原有的受众;她的微信公众号也持续低调地运营着,文章的阅读量基本都有好几万。

她的媒体之所以能存活下去,除了低调和隐忍,大概因为她不像以往那样,发表那些类似“女人吞精能预防先兆子痫”、“二型糖尿病得到治愈”的用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奇谈怪论,也不再涉及任何有关政治与历史的话题,而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她的婚恋咨询(或曰情感“科普”)媒体。

浏览微信公众号“Ayawawa”最近的文章便会发现,她的言论也不再像早期那样宣扬不为社会主流所容的价值观(比如说对比嫁不出去的女博士和婚姻幸福的家庭主妇,来论证容貌比学历对女人更重要),在表面上,她变得更为客观、温和,具体而言,她转向了对具体婚恋问题的分析和解读,不再口出惊人之断语(更多隐藏自己赤裸自利的价值观),而是对每个读者遇到的问题条分缕析,尽量实际地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总体方向不变,她服务的人群大概都是要嫁得一位如意好郎君的女子,她至少还不会劝女子执着于事业)。

上述变化或者让她的受众变广了,与旁观者的刻板印象不同,她的读者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却也不乏高学历(名校毕业)、高收入的女性。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理论”关注确实切近大量当代中国女性关注的核心问题(无论她的批评者承认与否,这是事实),同时也是因为她用一套被称之为“石剪布理论”的体系来补充解释此前取自进化心理学的所谓“mv/pu理论”。

从我的角度来看,“石剪布”理论之所以广为传播,甚至能够超越Ayawawa本人的理解,在其他婚恋博主(KOL)那里无限增殖,衍生出众多大相径庭的解读视角(以至于形成“理论”矩阵和生态),原因大概与星座人格理论、MBTI人格理论的流行一致(但后面会提到,“石剪布理论”在价值取向上与后两者截然相反),它创造了一种强身份认同(strong sense of identity)的话语环境:每个人(包括你、我)都能在“石剪布理论”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描述自己的方式(换言之,找到某种身份认同),甚至也能将身边的人框定在这套理论话语的某个位置(虽然实际粗疏、主观甚至偏颇,但看上去却是那样“精准”而有效)。这样的理论会天生激发人们对号入座的热情,就像在社交场合大家急着讨论谁是天蝎座、谁是处女座一样,Ayawawa的受众们也会满怀热情地思考她们的身边谁算是“石布女”,谁算是“布剪男”,以及“石布女”究竟适不适合“布剪男”,这两种人如果在一起,会出现哪些问题,能否顺利结婚,婚后能否幸福等等。

所以看上去,Ayawawa不止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她还提供了一套视角及与之配套的行事方法。她将这一套话语(垂直地)应用于解决婚恋问题、婆媳关系等具体事务,满足了一部分人深切的现实焦虑,这就放大了它在受众那里的影响力——不少人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情感/婚姻生活。

我看过很多对于Ayawawa的批评,但大部分批评都立足于道德高点,只是简单地对Ayawawa做价值评判,很少有人能将批评的触角涉及到这一套话语的内在理路。对我来说,如果不先进入这套话语体系,搞清楚它的逻辑是如何看上去自洽,进而发现这种话语隐含的漏洞,批评就不算是很有效。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仅仅从语义层面,也从语用层面去理解“石剪布理论”的话语,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发掘这一套话语的字面意义,也去探究使用它的人(KOL和她们的受众)在运用这一套话语时隐含着怎样(统一的)意图和怎样的集体价值观,以及为何这一套话语在当代受到众多女性(也包含所谓“高知”)的欢迎,以上种种,在单纯批判以外,是我以为更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如若这样做,其实会发现更多的可堪玩味的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石剪布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一套稳定的、可以用来分析男/女(性格/条件)的话语结构,而是使用相当随意松散的一套修辞语汇,通常是传达着人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也就是不同的人在使用“石/剪/布”这些词去描述其他人的时候表达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意图)。但使用它的人却会对它意义结构的稳定性深信不疑,他们会在现实中找到一一对应的例子,在表象/涵义层面(笛卡尔式)将这套话语(一一对应地)固定在对生活的理解中。在我看来,这便是此套话语的最大问题。

那么,“石”、“剪”、“布”分别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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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作人传》

近日读钱理群《周作人传》,印象最深大概便是他对于女子足部的过分关注。通读下来,我产生强烈的直觉(没有充足证据),他一定有很深的恋足癖。

能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细节有二。

一是刚到日本时,他关注到的便是一位少女,乾荣子,那是鲁迅寄宿的伏见馆馆主的妹妹,在馆内兼作下女。这位让周作人在青年、中年与晚年都魂牵梦萦过的女性之面容,他并没有看清楚,他所留意到的只有她的一双赤足。在周作人生长的时代,他在中国恐怕只见过妇女的小脚,而乾荣子拥有的是一双自然美丽的天足,可以毫无顾忌地裸露在地板草席上轻盈行走。这双赤足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性幻想通道,让他迟至晚年时还念念不忘。脸,他未必记得,但足,必定还是久久停留在他脑中。

二是周作人在散文里描述“盐豆”这种故乡吃食时所用的比喻: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

读时我便被喻体所震撼,是如何跳跃的想象力,才能将用草纸包好的咸豆比作女子的纤足。在我看来,这几乎不是恰当合宜的比喻,而只是隐藏欲望的发挥,就像是一位电影导演在作品里给了一对(或两对)足长时间的特写,并非为了表达什么,而是单纯迷恋那一对足罢了。

周作人在他贬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里极度反对女子缠足,其投入的篇幅与溢出的愤怒远比其他话题更甚,鲁迅关注娜拉是否出走,而周作人却更关注女子是否放足,比起经济独立,他更希望女子解放她们的欲望(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解放欲望):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堆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者类似的小脚。

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

我怀疑,此种精力与动力,更多出于他的恋足癖,出于对能唤起他性欲的事物被摧残的愤恨与遗憾。

除恋足以外,周作人令我记住的还有他之冷漠与冷血。他骨子里缺乏热烈的感情,鲁迅曾说,即使是周边有孩子哭闹、妇人詈骂,周作人也能看得进去书。他天然就能把世界与自己的情感与兴趣隔离开来。周作人和鲁迅一样,非常固执,但他没有鲁迅的热血,假如鲁迅的内心是“死火”,大概他的内心连将死之“火”都没有。

周作人的妻子羽田信子去世以前,两人持续地互相詈骂、争吵,无端责怪,这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让我无法相信的细节是,在信子突发重疾被送至医院的那几天,周作人每天都“坐家中”(大概还是要读书写作),由子女轮流探望照顾,直至“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才与众人前往医院一看。

这背后大概隐藏着强烈的憎恨吧!所以,其实周作人也有着强烈的报复欲,但对于亲密之人,他并不辩解、并不论理,也不报复,而是会将憎恶与恶意隐藏起来,直至某一天,用极端冷漠且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旁人未必能意识到,恐怕只有当事人(如果未死)才能体会到其烈度与强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作人在和鲁迅断交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除了对鲁迅的詈骂和殴打以外(鲁迅并无还击),还有亲生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不相往来。直至鲁迅去世,周作人才开始写有关他的文章。在日本时,鲁迅常逼迫他译书,在不够勤奋时,还会打他。从小到大,鲁迅均是个苛刻、难以相处的兄长。周作人对此未必没有怨言,但他从未表达,只是不知道他积蓄了多少愤恨与委屈才有最后的那一番行动。

将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我甚至觉得,任何恋足癖(或者其他恋物癖)背后隐藏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冷血。恋物,疯狂迷恋某种装饰物、人的局部、姿态,并不在于这人是谁,只要他穿着某种特定的服饰,露出躯体的特定一部分,摆出特定的姿态,即足以引起恋物者的幻想——他们并不关注人。恰如周作人,他从来都为趣味活着,为物与书活着,而不为人活着。所以恋物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对人的漠视,对情感的漠视,是否隐藏着极端的冷血(与好斗)?

从传记可以看出,不仅好斗,周作人还非常固执。他几乎不可能因为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即便是抗日战争期间叛国投敌的事情,他也坚称自己不后悔。我和他一样,性格中有某种极端固执、好斗、记仇的因子,有时又很冷漠。所以看周作人的传记,有时就像照镜子,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钱理群说,他的自我保存得很完整,后来新中国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知识分子,却也没有让他的自我有任何改变(参考丁玲)。他对于现实与历史的看法如故,而他的很多同辈和后辈全都在内心深处屈服了。我想这方面我和他有点像,但谁又能说,这种自我的坚固背后不是某种冷漠和残忍呢?这是我对自己的反省,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周作人那样的人。

《双峰·回归》与《双峰》

《双峰·回归》的“美国性”

有关《双峰》,可以谈些什么呢?《双峰》系列蕴含的元素实在丰富,可供解读的视角太多了——它可以看作一部理念超前的探案剧(从后世众多受影响的作品来看),一部反思电视文化的反讽作品(从David Lynch那侧看),一个掺杂神秘主义的狄更斯式小镇故事(从Mark Frost那侧看),或者也可以干脆看作某种Lynch式电影的妥协版/未完成版(从Lynch忠实影迷那侧看)。然而,这样看还是不够全面,因为Lynch在重获《双峰·回归》的主导权之后,他首先强调的是《双峰》系列与糟糕的美国当代社会深刻且直接的关联——这也就是说,它是Lynch作品序列中最特殊的一部:Lynch本人直接作为主演出演,Agent Cooper亦作为Lynch代言人出现(Lynch自己曾说过Coop说出了很多他本人想说的话),从这角度来讲,在Lynch的作品中,《双峰》涉及了最多的美国现实政治问题(以Lynch的方式),它也是Lynch最想直接就某些事情说点什么的作品。

有关美国,《双峰·回归》相较于前几季呈现出的显著一点是:在这部剧里,不属于美国(甚至是“白人美国”)的元素实在太少了,正因为如此,那些非美国因素就分外突出。当我们听到Gordon Cole(David Lynch饰演)谈论梦境中的Monica Bellucci,或者看到他和不知哪来的不会说英语的法国女人调情时(那一刻我们代表美国观众,站在下属Albert的视角,显得不耐烦、窘迫而不知所措),我们会感到分外怪异;当我们听到Freddie的英国口音时也会好奇:为什么美国大山里小镇上的保安会是英国人呢?Lynch用零星散落在剧集角落的非美国元素鲜明地突出了本剧的“美国性”。通过这种具有显著封闭性的叙事框架,David Lynch无非是把美国描画成了一个更大的小镇(即突出其封闭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果在《双峰》前作或者在《蓝丝绒》这样的经典小镇电影里,创作者通常试图让小镇“美国化”(在象征意义上:以小见大),那么在《回归》里,Lynch则力求将美国“小镇化”(以大见小)。因此,他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实是美国本身的封闭性。借助上述段落,他可能是在借由封闭的叙事状态来突出美国这个主体本身,也有可能是在揶揄美国人的封闭(但后面会提到,Lynch对“封闭”和“小镇”的态度是暧昧的):除了周遭的事物,他们对世界缺乏好奇,漠不关心;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他在叹息封闭的丧失,是在批评“全球化”:他用夸张的戏仿手法批评某种特定的电影,在那类电影里,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人物为了票房目的被强行凑到一起,演绎着各种“全球化”闹剧。不论如何,《双峰·回归》始终在突出它和美国这一实体(更激进而言,是失落的美国白人群体)本身密不可分,而与世界缺乏关联。

我并不喜欢Lynch电影涉及梦境、潜意识,常被影评人用符号学、结构主义批评方式来精细阐释的那一面(或者我认为压根就不应当那样观看他的电影:他的电影是应该更以诉诸灵性、直观的方式去体会,他电影内外隐含的反智主义也不允许观众用知性/烧脑的方式去观看),我反倒喜欢他电影里那些暗含怪异的日常生活。在Lynch的电影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举止往往会被夸张化、歇斯底里化(最典型的形象便是试播集里的Sarah Palmer、Bobby、Audrey)。由此当代美国生活的荒谬性被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他作为演员在电影里使用的助听器简直是一个明喻——一句普通的话,如果用超出常理的音量说出来,就难免显得荒谬。这其实也是某种戏仿,是对日常生活的戏仿。《双峰》系列永垂不朽的的试播集和其后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非David Lynch导演的段落丢掉了Lynch熟练操控的放大器,众多人物的举止变得正常(想想后几集Andy是否还脆弱地哭泣过,Bobby和Mike是否还拥有某种神经质式的粗暴气质,Audrey是否还保持邪魅和不可捉摸?),“音量”趋于温和,属于Lynch电影的魔力便消失了。

《双峰》系列的类型

《双峰》系列交织着戏仿和反类型这两种尝试。前两季其实可以看作某种肥皂剧和罪案剧的类型综合。在情感肥皂剧这一面,拙劣的戏仿成分更多,创作者最初似乎试图是要通过夸张的模仿来嘲笑俗套的狗血剧,后期由于制作上的分权,不同单集之间风格差异变大,剧集变得既像狗血剧,又像在反讽狗血剧,经常令人感到十分无趣;而在罪案剧这一面,我们则可以看到诸多充满新意的反类型设定(更易令人兴奋的部分):警探不再是传统的硬汉形象:Andy面对尸体脆弱到情绪失控而痛哭;FBI探员Dale Cooper开始依靠玄乎的灵性和直觉而非逻辑推理来破案(让人联想到其对后来韦家辉主导的银河映像罪案题材作品造成的影响)。在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Lynch不愿意迎合观众揭露结局的固执,也让《双峰》和其他大多数以揭露凶手作为结局的类型罪案剧区分开来:只有Laura之死成为永恒的谜团,笼络在剧集周围的超验主义气质和神秘色彩才能得以保留,那些Lynch式的直觉性影像表达才能更好地得以欣赏——因此,Lynch的电影必不能有一个明确且权威的解释。尽管Lynch最终失败了,《双峰》在第二季中途就按捺不住揭示出凶手身份,而由Lynch归来救场操刀的最后一集更像是某种不完美的补救,它用出乎意料的开放式结局保证了《双峰》的下限(让它不至于烂俗到底),却也注定了《双峰》难以达到它曾经可能抵达的潜在巅峰。

实际上,《双峰》的试播集就已经是它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除了上述提到的色彩鲜明的Lynch式的表演,它还体现在对于死亡的难以言喻的重视。Lynch非常钟情于《双峰》中的一个镜头,那便是学生们得知Laura死讯时,一位少女捂着耳朵,从教室里跑了出去。他在《双峰》的续作中多次使用这个镜头,可见他对这个镜头的钟爱。这个镜头也从两方面完美地诠释了Lynch的创作,第一,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少女是谁,她可能是任何人,这又是一种充满灵性和直觉的影像;第二,这个镜头彰显了导演和他心目中的小镇居民对于死亡的重视。换句话说,小镇上的居民对于劳拉之死表现出的严肃态度。这正是Lynch非常欣赏的特质。

在隔年拍摄的电影版《双峰·与火同行》中,迎面而来的就是对于《双峰》电视剧的反叛,温和善良、讲义气有担当、处变不惊的基层警长(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范型)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腐败的警局,沆瀣一气、对于罪案漠不关心、热衷于炫耀有毒男性气质的警务人员,或许后者更夸张,但后者明显也更加接近现实,Lynch照例用放大器呈现他的现实主义视角。硬核阴暗的《双峰·与火同行》失败了,而二十五年后的《双峰·回归》则像是两者的调和品,它既试图满足观众的庸常趣味(一边讽刺一边满足),也大量地对现代电影、当代生活进行调侃,这种调和性质在双峰镇警局里体现得很明显:不像《与火同行》里只有坏警察,也不像前两季里只有好警察,《回归》的警局里警察好坏皆有,就像这一季里有好Cooper,也有坏Cooper。

但《回归》在戏仿和反类型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除了对库布里克和昆汀的戏仿,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Lynch对于影视剧里常见“暴富情节”的反类型挪用。在如《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里,主角的暴富通常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意淫,为了爽。令我震惊的是,在《回归》第四集里,Lynch使用“暴富情节”来反射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进一步寄托更宏大的社会批判企图。在剧集里,沉睡而呆滞的好Cooper(披着Dougie Jones的身份) 受到异世界Mike的指引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连赢三十次大奖,总奖金一共四十七万美元。由于生活赋予的重担,扮演妻子的娜奥米·沃茨在得知获奖以前总是处在某种主妇惯有的焦躁状态之中,观众感受不到她对于丈夫的任何真挚情感,有的只是埋怨、嫌弃、抱怨、指责。在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通过对娜奥米·沃茨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进行精心操控,我感受到获得大奖前后这个家庭内部情感体现出的令人惊异的转变,从戾气十足、缺乏耐心、相互嫌弃到温情脉脉而充满爱意。在本剧的“暴富情节”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幻想得到满足,也不是暴富之后的迷失,而更多地因联想起现实中的匮乏而萌生同情:很多家庭大概只是缺钱而已吧,剥除了经济的困扰,某些丑陋的家庭关系也可以变得美好。Lynch想用“暴富情节”折射的不是人的意淫,而是让人反思现实中的匮乏造成的恶果,他绕过表现小情小爱的中产阶级电影的俗例(物质满足,家庭的问题来自于性格与情感;或者物质满足反而带来了问题),尖锐地指向问题的核心: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在于钱!解决了钱的问题,大家便可以相亲相爱。不需像复杂化的左派电影那样隔靴搔痒,Lynch对我们说,钱的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Cooper在赌场帮助的那位流浪汉老人在中奖以后之所以能和儿子修复关系,也佐证了这一点。在这里,他用天真到令人感到可爱的视角和反类型的手段触及了的深刻社会问题,因为演员的表演和人物的情感都是具有现实性的。Lynch诡异的影像往往又充满了天真的情愫,以及对简单的美好的向往(但表达对简单的期盼却往往要走一条复杂的路径)。他的最大魅力也就在于这种荒诞诡异中呈现出来的天真。

除此之外,《双峰·回归》对美国现实具有严肃性的关注是令人震惊的。在《回归》里,毒品枪支泛滥、家庭与社会暴力、严重的失业与贫穷、大众的道德堕落等等社会问题被Lynch用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在游离于主体叙事之外的零散小段落直观呈现出来。他不试图解析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像另一部伟大的美剧《火线》试图做的那样),而是用他的放大器直接呈现底层白人(white trash)的生存状态,在Lynch的镜头里,那着实是一群怪异到令人不安的白人(吸毒之后在孩子身边胡言呓语的母亲;在车里随便朝着餐厅放枪的小孩),虽然并非完全写实,但显然更加趋近于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双峰·回归》和《火线》简直就像是对照的镜像,白人对应黑人,“直观呈现糟糕的状态”对应“仔细剖析社会结构”。

小镇故事:对《蓝丝绒》的反对

谈到《双峰》,“小镇”是一个绕不过的课题。《双峰》的前两季描绘了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一个偏僻封闭的小镇,以及小镇里类似于“熟人社会”的居民关系。在我的印象中,美国这类描绘封闭小镇的电影总伴随着某种对于恐怖的解释,看似宁静谐和的淳朴小镇的底部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肮脏秘密。Lynch在这个课题上却也持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在第一季中,从Special Agent Cooper进入双峰镇之时,他对这个小镇就抱持着一种欣赏和亲近的目光。他最感兴趣的是小镇周围巨大的花旗松(The Douglas fir),是小镇和谐美满的社会生态。当Albert(代表大城市人的视角)对于这个小镇和小镇上的人不屑一顾时,Cooper坚定地维护小镇的居民,礼赞他们的平静。这是一种相对保守化的道德想象:Lynch的思考视角并不寻常,他并不因为小镇表面的平静与和谐认定底部潜流的邪恶更可憎,相反,他认为邪恶在哪里都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小镇或多或少还维持着某种封闭性和道德完整性才使得这种邪恶无从隐形,容易使人察觉——他的潜台词是,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邪恶(也就是Bob)或许是无处不在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这从剧集里,Cooper对于西藏封闭性和独立性的向往,也可以窥见一点痕迹。

《双峰》第一、二季描绘的小镇,总体来说,是一个完整自洽的道德共同体(就像西藏一样)。在Lynch最初执导的一个半小时试播集里,Laura之死在这个小镇掀起的情感波澜是巨大的,它震惊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是Lynch最初的视角。然而,前两季并非Lynch的独立创作,Mark Frost的参与,还有众多导演、编剧的介入使Lynch最初的设想变得不那么整全。因此在第一二季里,一直有两股相互对抗的暗流,一股暗流想要让《双峰》重归小镇叙事,描绘封闭社会内部的肮脏和丑恶,而另一股暗流始终要强调外来者的影响,是这个外来者(Bob),就像某些东西打破了西藏的平静一样。对于Lynch来说,Bob有可能是指电视文化,也有可能是指外部文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采取的视角是保守的。保守,但又是天真的。我想他厌恶现代社会的复杂,他仍然着迷于一些美好而简单的东西,这是他的可爱之处。《狗镇》对于美国小镇的描绘实际上高高在上的批判,既批判不切实际的(无法认识真实人性的)左派,也批判小镇本身的肮脏,但Lynch对这些人,或者这类人,或多或少还带着某种谦卑的态度,这是他值得尊敬的一点,这是一种不回避邪恶的孩子般的天真,他对于现状总体而言投注的是同情和警示,而不是批判。

总体而言,《双峰》前两季中小镇上的成人,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烦恼,他们大致生活在一个可理解的世界中,Bob的入侵和Laura的逝去给他们稳定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但是无论如何,婚姻关系、社会结构、道德基础是稳定的,他们对于生活、过去的认知是稳定可靠的,他们也很少有失控的风险。即使是婚姻出现某些问题,他们也不太试图用破坏的方式(离婚、决裂)去解决问题,而是无止尽地缓和、妥协(Big Ed不愿意去放弃责任感获得快乐;在没有得到Ed的承诺时,Norma不会直接离婚;Ben即使是为非作歹也仍然拥有一个家庭)。

在前两季,Lynch失去对剧情的控制以后,剧集故事变得青少年化,具体言之,它集中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于青少年问题的忧虑。吸毒、贩毒、暴力与色情交易,这些事件大都是青少年自行完成,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和外界的联系要更紧密一些,因此他们受到的坏影响要更多。这或许符合电视剧的受众的某种惯有期待,但也是不够完善的,或者说,不够彻底。

如果《回归》在前两季的基础上做了什么工作,那么首先,Lynch在二十几年后采用了同一批演员去扮演同样的角色,重现曾经那个虚构的小镇,首先就造成了某种“少年时代”的效果,用强有力的影像形式让人感慨真实的时光流逝(影像的绝对真实性/现实主义在此突出了),不过却缺少了任何意义上的温情,宿命论和罪恶的循环、遗传被强化了。如果说前两季在忧虑青少年的问题,那么第三季就表现了这种忧虑的后果:那些为非作歹、不循规蹈矩的青少年长大以后会怎样呢?双峰镇明显变得更加暴力,毒品、枪支愈发泛滥,女性遭受的虐待比以往更加严重。从前两季跳跃到第三季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个勉力维持的整全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几乎所有曾经的情侣、夫妻都分离了,Audrey不知所踪,勉力维持的小镇的道德完整性已经完全垮台了。Bobby和Shelly,这一部在前两季里并非被Lynch撮合在一起的情侣,已经离婚,他们的女儿再一次陷入男人的精神/身体虐待之中。在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里,Bobby出神地盯着那个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抱怨自己因为堵车不能回家的女人,她的孩子呕吐出粘稠的绿色液体,在那个时刻,对于Bobby来说,世界似乎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是整个双峰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之一,表达了对于时代的某种惊诧:忽然发现Trump的存在)他好像还活在前两季那个世界里。

在《回归》里,小镇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着或多或少、显而易见的联系。世界不再变得可理解了。同时,小镇也显现出内外有别的状态。曾经出现在前两季的人们,他们作为表征,用来或多或少来喻示对于过去的怀念,他们代表着某种稳定,无论是警长、Hawk、Andy和Lucy,还是Ben、Bobby,表现得相对反倒更显平静和正常了。在外世界里,Lynch用一种趋近于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小镇出现了很多观众无法识别和无从识别的面孔,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而疏离,他们的话语显得怪异、恐怖,有时甚至有些可笑。在Roadhouse里是一堆陌生人,戾气十足,男人随时可以对女人施加暴力,他们讨论的是毒品、枪支和各种不可理解的事件。封闭的小镇被打开了,充斥了缺乏社区意识、社会联系的陌生人朝向彼此施加着暴力和恶意,道德秩序分崩离析,勉力维持的小镇只剩下一点点老旧的废墟,这着实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悲观态度。用可理解、有秩序的叙事形式再来呈现这个小镇(或者美国)已变得不可能,所以,展示一堆碎片就够了!如果延伸开来说,导演或许也在暗示着某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双峰》的政治倾向

不论怎样,《双峰·回归》是一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关涉现实却又不合时宜的电视剧。在剧集里,处处可见对于时代已逝的感叹,格格不入之感,这其中很难说不暗含着Lynch自己对于时代的悲叹和不满。Audrey被囚禁在导演设置无可逃脱的笼子里,她不断想要回到Roadhouse酒吧,但是又没办法迈出第一步,当她回到Roadhouse的时候,发现Roadhouse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那已经是一个不可回归的场所。暮年的Gordon Cole(即Lynch)和Albert在剧中不断地叹息,他们和新生代的Tammy之间明显隔着一道屏障,显然他们是怀旧的,但很显然,时光易逝不可追,大北方酒店的钥匙早已不再使用了。

Lynch仍然用老派的方法做电影,他也没有“追求进步”,去展现那些“先进”的政治意识,这大概是他自觉落在时代后面而慨叹的原因。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全部是白人,它在涉及现实的时候,展示的也是白人的困境,唯一让人留下印象的黑人是开车送好Cooper去赌场的那位女性工作者,但是她似乎对Cooper的处境抱有一种应付、迁就、漠不关心的态度,从始至终,她就是一个局外人,她丢弃了重要的道具:大北方酒店的钥匙。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很“危险”的政治意识:黑人就是与Lynch的世界格格不入。

就算Lynch没有显著的种族歧视思想,他在电影里的做法也是足够保守的,他电影里的有色人种角色几乎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只是某种模板。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觉和坚守,在今天动辄牵涉种族问题的美国电影中,Lynch的坚持和执着或许可以从“艺术至上”的角度做另一重解读:他不去表现他不熟悉的人物,或者他单纯觉得他们不美,他有他的局限性,这其实无可厚非。作为一个天真的、纯粹的艺术家,他不去表现那些他从未体会过的焦虑和苦楚,他的烦恼天生就是“白人化”的,虽然他时时刻刻想要跳脱美国白人社区和美国白人生活方式,但是他的解构和反讽永远首先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生活模式(白人的生活模式)之上的。

如何在左派电影的框架之外进行社会批判?Lynch的例子是罕见的。他在《双峰·回归》里是如此深度地涉及了美国的众多社会问题,但又跳脱了市面上所有最常见的框架,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天才。从《双峰》前两季,到《与火同行》,再到《回归》,所有的道德思考全部建立在一种相对保守化,甚至可以说宗教化的路径上。导演更着力于描写“善/恶”,而非“对/错”,也非任何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包括问题、灾难背后的社会结构。Lynch知道,影像从来都只能呈现它本身,它是不具备深度的,它只能以直观取胜。在《双峰》系列里,人物的好/坏,善/恶,从来都是鲜明的,内生不变的。“善”与“恶”从来都不混沌、也不复杂,没有纠缠在一个人的身上,也没有任何道德困境。即使是Cooper,要表现他的黑暗面,也要制造一个Bad Cooper出来,而不是表现Cooper的evilness,这与其说是某种符号学或者象征主义的创作路径,不如说就是某种简单纯粹的世界观(一种很本真的性善论)。

Bob和Judy用来喻示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的神秘力量,但与此同时,Bob(尤其在第二季的第七集中)也是某种对人性产生怜悯而生发出来的东西,在Leeland死去的那一刻,他的惨像和挣扎让观众更多地对他抱有同情,而非厌恶,这是一种对人性的软弱的超出常规的理解与同情,对于人的超出常理的欲望的怜悯,一种剥离了“对/错”的观念,甚至是超脱了“罪与罚”的悲悯视角。

Lynch在电影和言谈里经常提及光明与黑暗的对抗。在接受《电影手册》采访的时候,他说过现在是一个黑暗多于光明的时代。在他心目中,也有光明的象征,那就是Andy和Lucy,这是两个伟大的电影形象,他们都是某种理想化的存在,在导演那里,Andy和Lucy代表了某种绝对的善良,或者说绝对不可能被侵染的光明,这也是为什么他让Andy担负起营救Naido(剧集里的无眼女)的任务。对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笑道令人荒诞的迟钝的揶揄,其实寄寓着相当的赞许和同情,甚至是羡慕,一种亲近而毫无恶意的打趣和调侃,你明显能感觉到导演那明显带有善意的目光,正因为Lucy连移动电话(mobile phone)都理解不了,她和Andy才能保持某种道德上的完整性(integrity)(这里同样也暗含着某些对于时代的讽刺)。但导演对他们也有一点调侃,Andy和Lucy不了解印第安人(Indian),他们用天真的口吻问Hawk有关原住民的愚蠢问题(而不怕冒犯)。但导演想告诉我们,他们不了解印第安人,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善良。他想说的大概是,善良比正确更重要,因为一个像Andy那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坏事。Lucy和Andy让我们思考,甚至带有某种美式反智主义的色彩(即保守主义歌颂“傻子”的传统,《阿甘正传》《生活多美好》),是否聪明就意味着或多或少的邪恶,而善良又总是某种或多或少的迟钝和愚蠢,聪明真的是值得赞许的吗?在黑暗时代,至少勇气比聪明更重要,迟钝又善良的Cooper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古生物寓言四则

1-演化论

从胚胎来看,动物可简单分为两种:原口动物,后口动物。简单来讲,原口动物只有一口,进食与排泄全凭此口;后口动物则有两口,进食为一口,排泄为另一口。

人类是后口动物,便嘲笑原口动物之低级,其口之肮脏。殊不知,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任一个体皆须经历原肠期(即只有一口的时期)。人类受精卵亦如是。我们全体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拿口当肛门的阶段,然后于尾部重开一口(即后口),专用于进食。因此,如果胚胎期也算童年,嘲笑原口动物也即嘲笑我们自己的童年。

另外,肛门是「原口」,嘴巴是「后口」:存在先于本质,肛门先于嘴巴。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排泄能比进食更多让人体会到存在的痛苦吧。

2-飘零学

海百合(Crinozoa)实为动物,以形似百合花得名。海百合全部海生,大多以茎固着于海底生活,最早出现于寒武纪早期(距今5.4亿年左右),繁衍至今。

海百合的身体实在太沉重,扎根海底本是它们的宿命。可是偏有一群海百合不安分,它们附着生长在无根的树干上,随着树干在海面上漂浮。

生物学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假漂浮」。

3-颌之诞生

动物之进食,全仰仗颌。没有颌,嘴巴便无法上下开合,有了颌,动物才能主动取食。

其实,早期动物是没有颌的,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动流入口中。

有些动物甚至无法自由移动,然而它们竟然还是没有饿死。

4-灭绝论

关于恐龙的灭绝,还有这么一种说法:

白垩纪以前,恐龙的蛋是很薄的(所以从未发现化石),这往往有利于恐龙宝宝破壳而出,却不利于它们在胚胎期得到庇护。从白垩纪晚期开始,大概由于某种自然选择因素,恐龙蛋越变越厚,越变越硬。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幼小的恐龙胚胎便再也无力冲破坚硬的蛋壳层,于是纷纷死去。

恐龙无法诞下有能力冲破蛋壳的宝宝,恐龙就此灭亡。

——逛自然博物馆记

一件小事

今天上班累到极限。下班,挤在公交车上,我面前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皮肤枯槁的女人。她穿一件花格子短袖衬衫,和我一样汗涔涔。看着她,又往背后看看,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我想对她说,我给你100块钱,你能把座位让给我吗?有什么不可以呢。

几分钟后,我真那样做了。老人惊愕地接过我的钞票,急促而慢地挤到车厢远端。坐下来以后,我抬眼看看四周。乘客们未能如我担心的那样,恶狠狠给予我教训,告诫我不应当颐指气使,任性行事。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此事,而是专心地盯着手机屏——注意到我的那些人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只是时而诧异地盯着我。我知道我不能回避他们的眼神,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犯错,我自己也会不舒服。所以若发现他们有谁盯着我看,我就死死地盯回去。当我坦然地盯视着他们的眼睛时,他们反而都害怕了。无一例外,他们又各自玩起手机来,仿佛忘了这件事。

几分钟后,车到站,又涌上来一大批人,车门勉强关闭后,车厢里几乎是摩肩接踵了。我坐在座位上,又看到了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她慢慢从车厢另一端挤回来。不。与其说她是自己挤回来的,不如说她是被那些想要下车的一拨一拨人给推回来的。她又站到了我的面前。她扭捏着身体,微屈膝盖,身体向前倾,一只手摸着额头,另一只手扶着我座位的把手。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她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似乎想要表明自己受了委屈。但附近早已换了一批人,已经没有人记得她曾经是我座位的主人了。我知道,没有人会为她说话了。

《南方车站的聚会》:群众力量与性压抑

美国黑色电影(film noir)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早已消亡。《南方车站的聚会》(以下简称《南方车站》)并非黑色电影,它只是虔诚模仿着后者,并浮光掠影地展现了相当多其他类型片(或艺术电影)的影像元素,就像一大段节奏缓慢的混剪。电影形式与叙事上的虔诚,表明它并非戏仿之作(parody),而是混成品(pastiche)。在这种风格中,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作者「把各种已死去的风格和过去的艺术语言作为创作新作品的工具」①。导演刁亦男既试图唤醒并激活一种沉睡多年的风格(如他在《白日焰火》中所做的那样),也打算以影像趣味,而非独创形式,来承载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理解。

导演电影趣味的广泛使《南方车站》相当丰富,以至于几乎完全符合苏珊·桑塔格提出的影迷对电影(Cinema)的六项主要期待:「足够现代,易被接受,诗意的,有神秘感,能撩起人的性欲(erotic),有寓意(moral)」②。除了倒数第二条。

《南方车站》毫不性感(erotic),它展现了太强的控制欲、确定感以及过于紧绷的情绪。影像不稳定性与暧昧性的匮乏,让本应被莫名激起的情绪、知觉消失无踪。这个问题,一方面由形式上的借鉴与复制造成,另一方面则应归咎于人物塑造——周泽农(胡歌)太笃定,而刘爱爱(桂纶镁)欠缺一点风情。

周是一个过于坚定的人物,他不像黑色电影的典型男主角那样,他缺少犹疑感与好奇心,不够神经质,罕有向外探索的意识,对家庭价值信奉不疑,他内心保持着稳定的道德秩序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他是惩罚强奸者的「战神」(他穿着战神巴蒂斯图塔的阿根廷球衣)。就连他的逃亡本身也只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意外,而非任何道德、情感、价值观上的瞬间动摇。刘爱爱这一形象则是缺乏情欲的。男孩子般的短发、保守的装扮、毫不性感的神态与风致,以及摄像机拍摄她时最频繁采用的全景与中景镜头。她是如此缺乏传统男性视角下的女性魅力,以至于会让人猜测是女同性恋(也并非会激起女同性恋性欲的那一类)。

就像生长在《海斯法典》阴影下的黑色电影一样,《南方车站》更倾向于「通过象征和省略(ellipsis)来表现性交」③。比如用飞机照片与手枪来暗喻周泽农的自慰行为,又比如周刘那段相当缺乏说服力的水上性爱:以纠缠的双腿开端,又以漱口这一省略性镜头收尾。对于性爱的符号化处理似乎始终在强调一点:在这部电影里,性行为只是必须完成的步骤,表现它的镜头决不应该像周泽农吃面的场景(反复的特写、夸张的声效、生动而投入的表演)一样令人愉悦,而是应该引人深思。

然而,《马耳他之鹰》《双重赔偿》又是性感的。不仅仅因为道德意识的暧昧与不稳定,更是因为它们本身都仍试图在障碍(审查)中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性别形象(不论男女)和性爱场景,或是以恋物化的细节来制造挑逗性(eroticism)。《南方车站》干脆放弃了这种努力,影片中的性爱场景就像是全盘沿袭黑色电影叙事后的例行公事,或是形式惯性的遗留物。在《南方车站》里,「手枪」「飞机」「漱口」这些符号用来暗示性,然而它们既未被有意味的挑逗性细节所补充,亦无法导向任何稳定的所指。

以往,刁亦男电影中的「性」是痛苦的,或是启示性的,至少全是富有意味的。而在《南方车站》里,「性」似乎变为无所归托的能指。它有时是无来由的暴力(片末的强奸),有时就干脆成为一种纯粹的缓和性活动(周刘的水上性爱),它的存在并非意在生成什么,或是指涉什么——它就像电影里常见的抽烟镜头一样,只为缓解和放松。

因此,在那段水上性爱戏中,「游泳」、「做爱」、「抽烟」三者并非顺承,而是并置的。「游泳」并非准备,「抽烟」亦不是回味,它们都只是短暂的放松。仅此而已。由此而言,周刘的性爱并非由浪漫引发,而是为了缓解共同的外部压力——他们就像两位劳累过度的餐厅员工,只是想要逃离经理的监视,一起出来抽根烟而已。(一个常识是,人紧张时是不可能享受性爱的。强烈的性欲应该产生于全然放松的状态之下,任何严酷、压抑、紧张、恐惧的环境都会让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经典黑色电影中的情色只不过是内在暴力的显形而已,那么《南方车站》则连情色这一层外壳也没有了,它被另一重暴力掩盖、压抑、封锁,完全无从表达。

在形式上,这种暴力首先来源于景深镜头与声效共同构建的监控氛围。若延伸到文本之外,它便不仅是黑夜里突然出现在小巷深处的居民了,而更依托于对某种历史或社会现实有着切身体察的观众才能理解的语境。只有在文革电影里,才能找到类似的恐惧,比如《芙蓉镇》:村民突然出现在后景,秦书田与胡玉音触电般分开。

想想《双重赔偿》里的超市戏吧。尽管男女主角处在忧虑中,但超市顾客的插科打诨绝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恐慌,而只是让观众喘一口气——美国人绝不会想到任何一个出现在超市的群众,都有可能成为道德/法律监视的工具。在美国的黑色电影里,制造惊悚与恐惧的只可能是个别警探(想想女主躲在门后,侦探处在后景的戏),不可能是群众。

另一方面,监控氛围也和某些特有的中国城市空间有关:缺乏私密空间的筒子楼、摄像头密集的火车站、无处不在的破败小旅馆。这些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时代,却仍有着不可否认的真实性。导演在拍摄某些室内戏时,总要借助后景(窗户玻璃后面的人)来制造景深。《双重赔偿》里的私密公寓在《南方车站》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从这个角度来想,《芙蓉镇》对男女主角之间激情的想象,有点过于温情了。

然而,监视体系也有层级,被压在最底端的是女性。刁亦男所说的「女性结盟,把男人留在暗夜」④不仅是主题解读,更是形式描述。在《南方车站》里,刘爱爱时常出现在前景,而后景或阴影里,永远有一个男人,死死地监视着她。一开始是她的老板华华(奇道),随后是周泽农和闫哥(黄觉),末尾则是刘队(廖凡)。尽管男人们自身已是监控对象(罪犯/黑社会/闹事者),却仍紧紧控制着身边的女性。

如前所述,刘爱爱有潜在的女同性恋倾向(刘爱爱与杨淑俊(万茜)亲密关系暗示了这一点)。但很难讲她们究竟是天生拉拉(lesbians),还是因为被无处不在的监视、审查、怀疑、无处不在的男性目光逼得无路可退,才不得不假装同性恋以避免侵犯。在野鹅湖边,刘爱爱的装扮作为象征,亦隐隐回应着此种暴力:短发、白色宽檐帽、淡雅的连衣裙。这一形象并非出自任何西方电影,而是来自杨延晋作品《小街》(1981)的女主角瑜(张瑜)。

在《小街》中,女主角瑜(张瑜)被红卫兵铰了头发,从此便耻于上街。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被剪短的头发是罪人的象征;另一方面,她内生的羞耻感来源于一种简单逻辑——没有了长发,便不是女人。这极大影响了瑜的性别认同:她将长布一端系于桌腿上拉紧,另一端顺着胸口转过去,紧紧压平乳房(动作设计与《南方车站》周泽农裹绷带的方式极为相似)伪装成男性。在和男主角夏(郭凯敏)的交往中,她也压抑住性征,恐惧被夏发现自己是女人。在恐怖诡异的社会氛围里,即使在进入亲密的二人世界后,她也无法摆脱恐惧与耻辱。

在另一个场景中,为了给母亲治病,被迫出门的瑜(此时她的装扮酷似湖边的刘爱爱)被群众发现、审问。她的帽子给红卫兵夺掉,飞进男厕所。这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化的性别羞辱。更可怕的是,在电影里,她活在一种比遭受羞辱更可怕的,无时无刻的对羞辱的恐惧之中。

在《南方车站》末尾,刘爱爱被一个陌生男人抓住审问是否是「陪泳女」。她那惊惶、不知所措、任人摆布的神情(以及背后的道德恐慌)与《小街》中的瑜如出一辙。随后她被那个男人当街强奸,其场面的恐怖与痛苦是导演拒绝表现性爱快感的另一明证。南非作家J.M. 库切(Disgrace, 2001)曾经写道,「一个女同性恋被强奸是比处女被强奸更糟糕的事情」。若真的将刘爱爱理解为女同性恋,那么男性的强奸和羞辱不仅是对身体和性意愿的暴力,更是对其根深蒂固性取向施加的暴力。

这种暴力也体现在馄饨店附近那场逃生戏中。男人们争斗着,女人却无所适从,只得惊恐地四处窜逃。然而,逃向何方?即使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戏,「结盟」的两位女性,能带着些许安全感,手挽手向前走,也仍然无法避开警察的窥视。

刁亦男前作常见的「跟踪」与本片的「监视」截然不同。前者往往还具有一定暧昧性,是未知的,性感的,向外涌动的,它导向某种私密的欲望;而后者则是机械的,向内坍塌的,系统性、工具化的行为,导向某种共同体的诉求——在《南方车站》里,警察总是集体行动。

此时,私人的情感、欲望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处不在的恐惧。

通过在视觉母题之间制造微妙差异,导演完成了某种从私人化表达向公共化表达的转换。在本片里,刁亦男似乎更接近于第五代导演,急不可耐地由形式直接指向对社会及历史的反思(陈凯歌《黄土地》,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非如同他的同辈(第六代导演)那样,首先诉诸个体的复杂性。

不论如何,正因为根植于中国电影传统与社会语境,《南方车站》才得以在复杂的形式之外获得了宝贵的社会批判性,这也是它同《地球最后的夜晚》截然不同的地方。


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闪灵>中的历史主义》,见《可见的签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3页。
② Susan Sontag, The Decay of Cinema,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5 1996.
③詹姆斯·纳雷摩尔,《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5页。
④《刁亦男说“南方车站”:女性结盟,把男人留在暗夜》,《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2019-12-25。

重读《品川猴》

最近再次阅读了一遍村上春树短篇小说《品川猴》的英译版(译者是Philip Gabriel)。也再次觉得很好。这次阅读,尤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小说女主人公瑞纪的丈夫安藤。安藤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只在小说几处零星出现,用来展示瑞纪平淡的婚姻生活。正因为如此,前几次阅读时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

然而这一次,我却感觉到了村上春树以及译者Gabriel轻描淡写的口吻(understatement)背后的强烈反讽语调。看着寥寥几个片段,我数次笑出声来,一位我们如今熟识的爱说教、控制欲强又非常”理性”的爹味儿直男形象仅仅通过只言片语便昭然若揭了。

这让我意识到这篇小说(我不懂日语,看不懂日文版,也许有美国译者的功劳)选取了某种深且隐的女性视角。在作者(译者)独特的叙述语调当中,对男性的批评并不直接流露出来,而是通过只言片语和特殊的用词轻微地揭示。但正是如此,反而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女性深度精神压抑的状态:面对男人,她们连批评和讽刺都要有所保留。在小说里,女性在流露对男性不满时,总是主动替男性往回找补,常说的一句话是:“其实他也没有恶意(He didn’t mean any harm)。”这种叙述语调让我想起了乔伊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小说《泥土》(Clay),其中以女性出发的叙述语调与《品川猴》英译版如出一辙。

为了方便,我将小说的中译版(林少华译)分享给一位朋友,然后和她聊起了安藤这个人物,让我惊讶的是,在读完中译版后,她对安藤的印象和我截然不同。在她眼里,安藤是位通情达理但只是偶尔不太关心妻子的丈夫。这让我很惊讶,于是我又回去阅读了一遍中译版。我发现,涉及丈夫的描述在中英版里确实截然不同。中译版在很大程度上用一种和稀泥式的男性客观口吻模糊了基本的女性视角,英译版中的讽刺语调在中译版里也几乎找不到。总的来说,在一篇本来意在讥讽日本男性、为女性说话的小说里,中文版的译者却反过来用语言为男性辩护,弱化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下面我摘取三段,进行一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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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包皮

包皮对于男人有特定意义。还是说清楚好。

有些男人包皮短,一出生龟头就裸露在外,有些男人包皮长,孩童时期稍有不慎甚至会粘连龟头,影响发育(性功能),是为包茎。

本人幼时就做过包茎手术。不打麻药,医生手拿镊子与手术刀,将已经长成一体的包皮和龟头硬撕扯开。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惧与疼痛,我后来只体验过一次——鼻中隔偏曲手术时,(半麻的)我清醒地看着医生用刮骨刀刮下我鼻梁上的一块骨头。

如若没做过此手术,可称得上幸福。但即使做过,也只需静待成长发育,可高枕无忧了,无非是在恰好撞上时,褪下裤子,请医生看看发育情况,大体上是没问题了。

从今往后,只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包皮过长,是否要费力割掉。

产生此困惑源于无数次在厕所小便时偷瞟到旁人的下体,无包皮者居多,有包皮者少。他们解开拉链即可尿尿,通常水力强劲,无远弗届。而有包皮的我,尿路却因为包皮的阻挡,显得犹犹豫豫,含羞带臊,有时还滴滴答答。小时候男孩总会攀比尿液喷射的距离,我因为自己膀胱缺乏弹性又有包皮而敏感自卑。

包皮也会带来很多卫生问题。小时候,因为被包皮包裹着而不透气,不常翻开的龟头上总会长出许多恶臭的白垢(现在倒不会了),如果不定期清洗,发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更多时候,我认为包皮是成人的标志。如果在小便池前无意间偷看到一位无包皮又大的男士,我便会对他高看一眼。所以在公共厕所小便时,如若旁边有人,我总会因为心理障碍而无法排尿。

但包皮也有好处。它一直紧密保护着龟头和阴茎,让它保持着脆弱与敏感。没有包皮的龟头,就像离开大观园的贾宝玉一样,早就因为一次又一次同内裤(社会)发生的酸胀接触而变得麻木不仁了。

换句说话,包皮保护着我的龟头免受创痛和伤害。所以在自慰或者性交时,它总会更敏感,它总会为我带来更多的兴奋与快感。当然也更快,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还有避孕套。

但某一天我还是感觉到了割包皮的必要性。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伴随着任何特殊的事件。很简单,只是很闲,无事可做,便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不想做男孩了。我上网查询包皮环切手术的价格与注意事项,惶恐地预想着术后疼痛感,又因为联想到小时候的包茎手术打了退堂鼓。

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像一直未拔掉的智齿一样,我身上也一直残留着未割掉的包皮。我突然很羡慕那些生来没有包皮(或包皮短)的人,或者那些年幼时就要进行割礼的男孩,他们的阴茎不必因敏感而脆弱,至少他们不必思考是否应当割包皮这个问题。这是个磨人的问题。

工作以后,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因为自己的敏感和脆弱感到不安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割包皮的问题。是否身体会影响心理呢?是否身上的包皮不割,心里的包皮也割不了呢?是要保持敏感和内心感情的微妙丰富,还是变得迟钝一些,多一点行动力,延长一些做爱(做事)的时间。

这个问题我现在依然不知道,我也没法知道,因为我依然不想割掉自己的包皮。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会消失,但我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我希望它像蚕蜕皮那样消失,我不希望它被割掉。

有时候我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在当代不如改成「割包皮还是不割,这是个问题」。

「回老家」

2020年12月19日,爷爷去世,贴出往日一篇小文寄托对于他的哀思。坦白地说,虽然他的死亡让我感受到某些沉重的心绪,但我对他并没有感情,他过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关心的反而是父亲的感受。因此,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谈爷爷,不如说是在谈父亲,因为我根本对爷爷一无所知。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会跟着父母回老家。谈到「回老家」,其实很奇怪。我家住在县城里,而老家就在离家大约十几公里的镇子上。后来,父亲每次说起老家,以及在老家独居的爷爷时,那口气就像是在说一个两千公里外的地方。好像回去一趟,是一件特别费劲、特别了不得的事情。但仍然,我们每年只回一次。

每次回老家之前,父亲也会搞得特别隆重。一般是中午去。早晨六七点起床,他就开始翻箱倒柜,搜寻可以带回老家的「用不着的东西」——衣物、棉鞋、生锈的电饭煲、刚腌好的腊鱼腊肉、濒临过期的零食、散落在家里各处的吃不完的感冒药,恨不得把家里挖个底朝天。衣柜里,床板下,冰箱深处,他全都要仔仔细细检查过后才心满意足。

妈妈总是会被他吵醒,嘴里一边嘟囔,一边被他强令着一同「寻宝」。有时候,妈妈会生气。因为父亲总会把一些妈妈珍视的物件当作「垃圾」塞进要带回老家的麻袋里。每到这时,总免不了一顿争吵。

我们通常会打一辆出租车回乡(父亲一生害怕开车,因此从来就没动过买车的念头),将两三个麻袋、两瓶好酒一股脑儿塞进后备箱里。

父亲特别爱和司机聊天。一上车。仿佛忍受不了沉默,他就开了话匣。半小时车程,收入、家庭、工作强度、乡里如今的状况、本县的经济和就业、天气、国家大事、附近的养老院、新农合医保,他会说个遍。那时候,我一直会以为汽车是有魔力的,以为人一到了车里就想说话。但这魔力又只对成年男性有效。因为在父亲和司机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和妈妈总是昏昏欲睡。我依然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兴奋。

我从小就知道,隆重的开场并不总是导向华丽的结尾。我每次回忆起随父母回乡的场景,那感觉就像是性交时,漫长而惬意的前戏之后,令人失望的迅速射精一样。特别沮丧,但又无话可说,无人可怨。

父亲和爷爷没什么话讲,这是我早已明了的事情。但每一次,我都会为停留时间的短暂而吃惊。父亲总会让出租车停在村口,嘱咐司机稍等。然后带着我和妈妈走下公路,抱着大小麻袋、塑料袋,穿过村里狭窄的小巷,来到爷爷门前。

爷爷会从那座三叔走前新修的二层小楼里走出来。刚才健谈的父亲看到他,就突然变得沉默了。他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那叠现金,塞到爷爷手里,然后嘱咐爷爷按时吃药。接着,简简单单寒暄几分钟,便以出租车的等候为借口,逃似地离开了。

在那短暂的几分钟里,父亲总是会从柜子里翻出那些去年带来如今早已过期的奶粉或是其他食物,责问爷爷为什么不吃。或者他看到爷爷仍旧穿着那穿了十几年的破旧不堪的藏青大棉袄,看到漏出来的棉花,他也会责怪他:「不是给你带了羽绒服吗,拿出来穿啊。」爷爷则总会说:「穿这个舒服些。」能看出来,爷爷很局促。在儿子面前,他不像个父亲。反倒是像个无地自容的犯人。那一问一答,跟审问一样。

爷爷不会做饭。奶奶去世以后,爷爷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每次回到老家,我总能看到一层客厅里摆放着的泛着油花的、只是用水煮过的蔬菜汤,以及放干了的一碗煮豆皮,或是电饭煲里的不知放了多久的半锅米饭。那间客厅,同时也供奉着奶奶的灵位和照片。照片放在屋子左侧的木桌上,正对着右边的餐桌。奶奶的眼睛永远盯着那一堆勉强可称作食物的东西。我很心痛,我觉得如果这世上真有鬼魂,奶奶应该会很煎熬。

每次见到他,在父亲的要求下,我也会喊一声爷爷。后来我长大了,出于责任感也会主动喊他。但除此之外,我就没办法和他交谈了。对我来说,他遥远得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他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学,他也不知道我几年级或者在哪里工作,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食物,也不知道我对什么过敏,他不知道我谈过几段恋爱,也不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谁。除了每年回乡的这短暂十分钟,我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我总会想要接近他,和他好好聊一聊。但对我来说,接近他的难度好像远超过任何一位小区楼下的老爷爷。

妈妈总会抱怨他脑袋不清楚,或是对我根本没有感情。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父亲总是疯了似的,简单告别就一言不发地往回走,好像是要抛弃着些什么,好像是无法面对现实,要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这很孩子气,但又不。因为他已经尽到责任了。至于爷爷是不是享受着他带来的好。那是他的事。

我没办法,只能跟随着父亲。

童年记忆碎片之十

高中时最耀眼那位社交明星是我小学同学。我很晚才知是她。那时她身边总环绕着少许高大帅气的篮球少年,他们对这个世界满脸不屑,令人望而生畏。

朋友试图接近她,只换来一顿殴打。我已记不清他被打得多凶,只忘不了从厕所回来时他满身的烟味。事后他仍执着追求她,即使不再敢,也温柔而狡黠地陪伴着,仿佛游击队员。她既不拒绝他的陪伴,也不主动陪伴。后来我一想起他们,总联想到“哆啦A梦”:朋友是大雄,她是静香。那时我并不这么想,高中生是很难想到“哆啦A梦”的。

时至今日,“静香究竟怎样想”也还是一个谜啊!她在高中的下落是另一个迷,小学时不是静香的静香是怎样变成初中高中的静香,小学的静香又去了哪里?“静香”就像“研究生”、“公务员”一样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吗?静香在成为静香以后,自己也为名额所限制吧!有多少静香最终能升入高中呢?所有这些静香,在长大以后,又去了哪里?我们会在哪里和她们重逢?

我的朋友喜欢她,我对她的美却毫无印象,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小学时一次尴尬事件,而之所以再想起她,则是因为长大后另一事件。

第一件事大概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我坐第一排,她坐我正后方第四排。某刻,课堂忽然停顿,大家窃窃私语。我扭过头去,看到她羞怯而扭曲变形的脸迅速埋进书堆里。同桌偷偷告诉我,她是尿裤子了。老师走出教室打电话叫家长,留她一个人低头供人围观。

冬天,黏腻潮湿的秋裤与内裤粘在一起,贴在皮肤上,尿液浸透一切,慢慢地从鞋面滑落到地面。她没有逃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任尿液滑下,积聚成一潭安静的液体,等着不情愿的值日生来清扫。她大概无助地被人围观着。

这事件对我着实是个打击。我难以想象同龄人竟会如此,因为我很小很小时便不尿裤子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龄孩子尿裤子也是件正常事,简直出乎意料!从小“控制力”强大,在课堂上在父母面前紧绷着,连膀胱和尿道也乖乖闭锁,不敢动弹,所以我才无法理解她犯的错误吧!

怎么还会有那样会“放松”的孩子啊,后来我想。他们如一滩行走的泥,随时可以瘫倒在什么地方。我起初鄙夷他们,随后羡慕他们。膀胱自由、尿道自由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自由放松的人在这里总是要受围观、被人评价的,不管是尿裤子式的放松,社交明星式的放松,或是其他什么放松。

随后不久,她就转学了。我既不知道转学是否与“尿裤子事件”有关,也不知道“尿裤子事件”是否与她成为社交明星有关。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学毕业后。春节回乡,我和那位朋友去咖啡店闲坐。走进一家位处二楼的咖啡馆,还没来得及点单,朋友就急匆匆地拉着我逃出来。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吗,招待我们的女服务员就是她!我说完全没认出她来。那是她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她!我想回去看看,他拉着我不让我回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趁机跟她说说话叙叙旧呢,你以前那么喜欢她。他并不回答。

观看Pornhub的伦理风险

《纽约时报》最近刊载报道,指出全球最大的色情视频网站PORNHUB中有大量未经严格验证与审核的片段,其中的“主角”可能是在胁迫下进行性爱表演,或者被拍摄下来的场面本来就是强奸。很多视频无法下架,让当事人困扰多年。此报道引起渲染大波。

你确实无法分辨用户上传视频里的那些“表演者”是否是自愿的,这是使用Pornhub时常常会产生的焦虑。有些视频太真实,但事后你发现那不过是自愿表演,因为表演者甚至有个人网站来介绍她自己,但或许是为了营造真实感,视频的末尾不会声明“表演者已成年且完全自愿”。有些视频即使很像是“工业制作”,但你也有理由怀疑,表演者(尤其是女性表演者)是否是被胁迫的(尤其是东亚的色情视频)。有些在表演中有“虐待情节”的视频会在末尾和开头剪接进两段小采访,通常是视频中的“被虐待者”体态放松地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接受采访,表明她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并非被胁迫。这种采访既有道德自证的作用,也能够舒缓视频主体部分紧张而令人不安的气氛,自然而愉悦是很难演出来的。

因此,《纽约时报》对于PornHub的报道和抨击是很有价值的。Pornhub全站的视频数量从数千万锐减到三百万左右,这或许说明了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该网站享受到的愉悦都有可能是建立在对于所谓“表演者”的胁迫、暴力的基础上。这会让人反思,你在使用免费付费色情视频时获取愉悦的正当性究竟是否存在。更不用说传播了。

话说回来,即使是有些日本AV(有厂牌的),看到女表演者的表情,你难道能相信她是自愿的吗?(不同于其他国家,大部分中国的表演者都遮住了面部,这也许就是中国智慧吧。)她们在面对摄影机时所采取的表演方式,是不是在暗示她们走入这个行业时本身的不情愿或者是她在想到潜在社会压力之后所感受到的负担呢。高中的时候知道了饭岛爱这个人,也看了有关她的电影《柏拉图式性爱》,她在入行前后遭受到的打击与折磨可并不比“非自愿拍摄视频”低。从这个角度说,只要看工业化制作的成人视频,就有严重剥削压迫表演者的风险,不论她/他名义上是不是自愿的。

Pornhub上也有一些经过认证的UP主,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工业体系,拍摄视频全出自自愿,展现了性爱愉悦和轻松的这一面。这些博主仿佛一缕光,照亮了PORNHUB黑色基调为主的页面。这些博主有单人拍摄,也有情侣拍摄。他们的视频与上述工业化视频的区别在于,工业化性爱视频始终有一种剥离情感、剥离日常生活气氛的紧张感,目的直接、强度高:除了性就是性,就像是垃圾食品,除了糖就是糖。而这些独立创作者的视频日常感非常浓厚,譬如有一位法国女博主,在她的性爱视频里,性场面或许只占30%,剩下的部分包含她和男友做饭开车调情,几乎像是一部普通的情侣旅行vlog了;另一对中国情侣,虽然他们拍摄的是BDSM视频,但观看者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双方的愉悦(这是很直观的)。他们在视频中的调情,视频氛围中的舒适感、愉悦感、自在感可以缓解“性虐游戏”给人带来的紧张与创伤。事实上,PORNHUB评论区的大众也更喜欢这一类视频,他们会指责某一些视频的浮夸、做作与表演性质,而赞扬这一类视频的自然适意富有生活气息。

总而言之,我觉得,不仅仅是观看未经认证的,存在表演者被胁迫风险的色情视频片段是不道德的,观看企业制作的工业化色情视频同样不体面,如果想保持内心道德感的平衡,请多看一看独立视频制作者制作的愉悦地展现性爱的色情视频(注意:并不是表现性爱愉悦的视频,这两者截然不同)。在任何领域,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独立和DIY都是有必要的,这才算是回归了互联网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