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为什么一定要读初版?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1934年它作为良友自传丛书(这套书还包括《巴金自传》《庐隐自传》《钦文自传》《资平自传》)初版之时,即赢得文坛激赏。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辟“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专栏,邀请诸多知名作家选出1934年他们最爱读的三本书。结果,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文自传》。值得一提的是,品味昭彰的周作人所选另外两本书全是外国书,他对《从文自传》初版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自传》写于1932年(也有学者考证说是1931年),主要记叙了沈从文从童年到青年在湘西老家(直至赴北京以前)的生活经历——《从文自传》的结局即是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的客栈登记入住,因此也可视作沈从文对自己人生第一阶段的总结。写作此书时,沈从文三十岁左右,经历了长时间的贫困与流离后,在国立青岛大学获得教职,才稍稍从困窘生活中解脱出来,因而能以温柔的目光看待往事。他接受邵洵美委托,撰写上述自传丛书中的其中一册。由于广受好评,《从文自传》在出版次年再版。随后十几年,又以不同形式多次再版。

放在1930年代语境下,《从文自传》之所以广受好评,主要原因还是湘西苗乡出身的沈从文复现了一般文人作家所不能及的奇异生活经验。虽然后有学者考证,《从文自传》虚构想象成分亦颇多。但不论如何,如此新鲜有趣的,且有一定历史感的回忆,是当时文坛的稀缺物。另一方面则是文体的新鲜,当时自传这一西方文体在中国并未有太多实践,因此写什么、如何写,也未有定规。沈从文虽自谦说《从文自传》是信笔写去,草草完稿,但从文体来看,《从文自传》毫无疑问受到了胡适对现代自传(传记)构想的影响。在胡适《四十自述》的开头,他笃定要将此书写成一本“小说式的文字”,但未能成功。而沈从文的实践却可说是成功的,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在自传里投注相当多的想象成分,另外,描写人物、记叙事务的手法也与他早期的小说、散文多有相像,甚至更胜一筹。

由此言之,沈从文的创新赋予其自传作品今日自传/回忆录所不具备的文学性。之所以能如此,一是沈从文在文体上并未遵循固定自传套路,自由发挥,因而能有所创新;二是沈从文本人并没有今人稳定的文类意识(例如认为小说、诗歌比回忆录、传记更正规,值得投注更多心力在形式上),与小说一样精细雕琢,甚至更甚。知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毕树棠在他的文章里点评道:“这本书的文字近于随笔演述,写得细密而轻松,在字句上看不出什么精巧的锻炼,而组合起来,却朴素而丰韵,参差而有致,整个脱去传统散文的节奏,而另具一新格调。这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造,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这本书的可爱之处,风格也居重要之点。”(《<从文自传>》,载《宇宙风》1936年2月第1卷第10期)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成功因素仍然是沈从文的早期乡土小说写作经验。在1920年代,沈从文以自己早年在湘西的生活作为创作资源,创作了不少散文、小说,包括《我的教育》《我的小学教育》《怀化镇》等等。而《从文自传》所记叙的事件、描写的场景很多都在上述早期作品中出现过。例如,《从文自传》中的《清乡所见》一章复现了其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不过更为精悍灵动;而《一个大王》一章则重写了小说《说故事的人的故事》。

这种从早期写作资源中汲取养分的方法有几个优点。第一,沈从文早期描写乡土生活的小说很多,但零散,篇幅短小,有些作品尽管有闪光点,但在艺术上并不成熟。在《从文自传》之前,沈从文并未能够在中长篇的叙述中整合这类经验,应用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和渐趋纯熟的文体。从这方面来讲,《从文自传》对于沈从文早期乡土写作经验,不论在艺术上,或在经验以及对经验的思考上,都是一个总结,它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宝贵的完整性(integrity)。沈从文早期的小说重复啰嗦的问题早已为人所诟病,而在《从文自传》中,他也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对于读者来说,《从文自传》是写实文体,而非虚构文体。沈从文的写实声明(如勒热内在《自传契约》所言)给这些传奇故事以及书中其他所有的迷人幻想附加上了一圈真实光晕(aura),能够让读者更加迷醉。另外,在早期小说里,沈从文有时失之于夸张造作(他早期最优秀的小说,比如《我的教育》也是得益于宝贵的节制),而写作自传,他自然要有所克制,因而就赋予了《从文自传》相较于其他小说更高尚的艺术品格。

除此之外,《从文自传》的叙述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叙述视角)也很关键。在分析《从文自传》的叙述声音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沈从文写自传时的年龄:三十岁左右。在今天,三十岁而写自传的人是很罕见的——很多人的事业在三十岁才刚刚开始,何故要总结呢?当然,前面提过,是来源于自传热以及约稿。但另一方面,此时文体分类尚未明晰,那时的文人并不会如今人一样,笃定中晚年才写自传。从这个角度来讲,将《从文自传》视作《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之类的成长小说也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三十岁写自己十岁到二十岁的故事,这作者与所叙对象之间的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一方面,三十岁的沈从文距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已有一定时间距离,某些回忆细节或模糊不清(但仍有印象),或变形走样,而此时的作者又不具备一个老年自述者的清晰审慎、遍历世事的视角,断语较少,模糊中立处较多。当沈从文以冷静含糊的口吻(缺乏道德立场)再现童年视角时,便产生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叙述效果。

每天上学时,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篮,里面放两本破书……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不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的看看,就走开了。(《从文自传·怀化镇》)

视角问题还可从沈从文当时的地方情结来考虑。众所周知,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进入城市之后,或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自卑情结,从始至终强调着自己的地域自豪感。在揭露自己家乡黑暗面时,难免有所保留,语焉不详。1980年代,他在《从文自传·附记》叙述说自己写作《从文自传》时无法做到“畅所欲言”。这些因素都使《从文自传》的叙述声音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暧昧性,充斥着解读空间。当然这种声音同时也容易被批判冷酷无情: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四个月,大致看到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状态下被把头砍下,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事,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

我们到那地方除了数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件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从文自传·清乡所见》)

笔者认为,初版中的作者声音(voice)虽然是冷静而暧昧的,且常常被关心政治且热情正直的批评家指责为冷酷,但在文字上却无疑是成功的,不然就很难吸引口味刁钻的周作人了。然而其后中年(以及晚年)沈从文对《从文自传》的修改则或多或少地破坏了初版中作者迷人的声音(voice)。

沈从文本人十分热衷于修改自己的文章。《从文自传》每出一版,他必定要做相当幅度的修改。在第一出版社初版之后,《从文自传》主要的版本有:收录于良友本《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从文自传》,沈从文在1940年代大幅度修改后由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的版本,1980年代由《新文学史料》连载随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这几个版本中,以40年代的开明本和80年代的人文社本改动最大。而新世纪《从文自传》的出版则大抵采用此两种版本,尤以后者居多,鲜有出版社(或者几乎没有?)使用1934年版本。

在40年代和80年代的修改本中,作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增补了(并非删减)大量叙述,补充了与《自传》主线并无太大关联的家族谱系,地方政治经济情况。最重要的是,他在许多句子或段落的末尾增添了自己修改时的见解,多是一些道德化或是带有感情、道德色彩的评论。

这点人性的姿态,我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1934年初版本)

这点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习这些‘人’的事情了。(1946年开明本)

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习这些‘人’的事情了。比城市里作‘夫人’‘太太’的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1980年人文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的判断和带有明显年龄印记的叙述声音不断被掺入到《从文自传》的叙述中,在1934年版中原本单纯的叙事声音就这么被破坏了。以下,试再举一例:

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人民的几幅图画。(1934年初版本)

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色彩鲜明的图画。(1940年开明本)

此时,受到左右各派思想渲染的沈从文已不如30年代初那么生猛无畏,他小心地在某些句子/段落的尾部加上了多余的暗含道德判断的细节(几千无辜农民/色彩鲜明)。除此之外,在80年代的修改本中,或也是因为有种种顾虑,已受到当代文类观念晕染的沈从文打定主意要将《从文自传》改回“自传”方向,而如初版本那样将其小说化,因此他在40年代版本的基础上补订、修正,将《自传》初版中模糊不清的历史细节(例如人名、地名、数量、年代)具体化、精确化。沈从文1930年代写作《从文自传》时,既仓促,也无条件查证资料,因此对于很多历史细节,只能做模糊化、艺术化处理——就如他在《从文自传》开篇引用自己的小说《凤子》介绍湘西一样。(开头足可代表沈从文最初的创作思路)但此种无奈无能的模糊、空缺与错漏,甚至是想象、虚构,却恰恰使《从文自传》从一般的自传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总而言之,读者在市面上流行的版本中读到的,实际上是经过老年/中年沈从文修改过后的《从文自传》,从文体的创新性和叙述的不稳定性来说,早就不如初版本那样暧昧模糊,不可明言,而意蕴深长。它离一本文学佳作距离变远,却更接近一本通常的自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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