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很爱写诗，但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诗。只有我知道一点点，他写的大概是近体诗，五七言律诗或绝句，人们有时把他写的那种诗称为“老干体”。

当然，后者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从未读过他的诗，他也从没和任何一位家庭成员谈起他的诗作。也许他写的诗很新潮，也许他的诗深有寄托，但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我所能知道的是，我能理解他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心情。在他去世以后，外婆对我讲，他第一次投稿成功拿到稿费之后，没有将那张面值十元的稿费汇款单拿去银行兑换成现金，而是久久地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作为纪念品保留着。我比外婆更能理解他的心情，只是如今那张汇款单，连同常常出现在他书桌上的诗歌刊物，都早已不知去向。

很多年后，当我后知后觉地爱上文学，总会回想起这件事。如果我要从家族中寻找文学同好，那外公便是唯一那个。

我从未读过外公的诗。即便如此，我一点也不为这件事遗憾。我感到遗憾的另有其事，那便是外公拥有的满满一书架书，我从来未曾染指。我为他对文学的热爱感到兴奋，更为他的藏书感到兴奋。

他的书架不在书房，而在卧室，所以有时我只能偷偷溜进去，抬起头仰望那高高的书柜。那书柜锁起来，被玻璃门保护得严严实实，我踩在椅子上踮起脚也触碰不到。书柜里有很多书，大多是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小说名著，有《红楼梦》，有《三国演义》，有《水浒传》，有《三言二拍》，有《儒林外史》，有《聊斋志异》，有《官场现形记》，有《老残游记》，那时候我只能记住这些书，我看到的也只有这些书，更高的书，我看不到，也看不懂。

他去世很多年之后，在一次亢奋购书的沮丧空虚中，我才想起这些书。我问外婆和舅舅，那些书还在吗？他们说外公去世后，老房子已经卖了，那些书都堆在新房子的角落里，正愁没地方放呢，希望我能够把那些书都搬回家。

我内心很兴奋，我觉得这些书的到来可以填补在618或双11购书未能获得最大优惠的遗憾，或者有了这些书，我可以把更多的书卖掉，获取一些现金——我当然不好意思卖掉外公的遗物。

于是我的房间里多了好几堆书。检视一番，我觉得要对外公的认识要改变了。因为他拥有的书，远不止几本小说那么简单。我从那堆将要或已经发霉的旧书里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全套《汉书》《晋书》，全套《史记》，全套《资治通鉴》，“唐宋词唐诗宋词明清词魏晋南北朝诗经元诗……鉴赏辞典”……

我翻开那些书，想要找到一些阅读的痕迹，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虽然这些书本都已泛黄发霉，但内页仍然轻薄崭新，丝毫没有翻动的痕迹。我笑了笑，感慨外公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只买书不看书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这样的片段：他带着眼镜，安静地伏在书桌上阅读。我记事以来，他差不多就已退休，退休以后他整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从未看到他看过什么书。那一大书柜的书，原来就那样一直锁在玻璃后面，一锁就是十几年。我马上想起“叶公好龙”这个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觉得这样太刻薄。

没有电视的时代，他或许会看书吧，除了看书，还能干什么呢。电视当然比书要有趣一些，为什么不去看更有趣的东西呢？在这个时代，当我强压着自己的本能，逼迫自己看那么一两小时书的时候，充实的同时，我自己都觉得扭曲和压抑。所以我并不应该嘲笑外公，嘲笑外公就是嘲笑自己。

说实话，我甚至能想象外公买书时的狂热。要知道，那个时代，书可比现在贵多了，大概和今天买iPhone差不多吧。那时候没有618，没有双11，也没有多抓鱼，更没有满600减550的促销活动。他该是多爱书才会买那么多书啊。他又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人承认他是知识分子。

我想起他最后的时光。那是2008年，将死之际，他仍然没有捧起书来看。奥运会直播的时候，他搬了一把木椅，坐在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位置紧紧盯着电视机。他什么都看，跳水摔跤花样游泳举重射击体操皮划艇曲棍球手球。吃饭睡觉以外，他几乎全坐在那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木椅上。他们这一代人总是用行动，用姿势而不是语言来表达情绪。我想，他对于奥运会的执着关注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我读不懂。

话说回来，买书不看真的罪恶吗？我想实际并非如此。它不过是满足了某种收藏癖而已。就像收藏玩具手办，收藏唱片，收藏古董，收藏钱币，收藏邮票一样。它至少代表着某种热情，某种指向性，某种无力抵达而心向往之的冲动。有这种冲动，总比没有好，不是吗？只有无数类似的冲动才能累积成一次两次小的行动，不是吗？要知道，手机和电视多么强大呀！你需要积累更多的勇气才能对抗它们。

所以我没有处理外公的书，也没有卖掉自己的书，而是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放回自己的书架上。我会想起《龙珠》的结局，悟空举着元气弹，等待着毁灭布欧的时刻。我觉得我也好像举着元气弹，我不想松手，我觉得那些书好像是元气的来源，但我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