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PODCAST & ESSAY: Sharing A Cab, And My Toes
去年听到一期Modern Love，标题是“共享一辆的士，还有我的脚趾”（Sharing A Cab, And My Toes），至今念念不忘。播客由Greta Gerwig朗读，第一人称，一位来纽约追逐梦想的女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Lady Bird的导演来读这篇文章再合适不过了，她拍前半部分，读后半部分。
作者三十多岁才来到纽约，在此以前，她忙于追逐稳定的生活：文学博士、稳定教职、与一位教授同事结婚、养育几个孩子。不过事与愿违，她的计划在“获取教职”这一步就中断了。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她没办法找到工作。
她开始反思，并且改换主意，面对自我，想要去纽约追逐梦想。有点晚了，但还来得及。
我一直被“乖女孩”这件紧身衣裹着，做的事情全是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好成绩，上研究生院，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端庄得体。但是，这样的直截了当、范围狭窄的路径却将我导向死胡同：失业和债务。当我看着那些我寻找学术类工作时收到的拒绝信，我感到内心涌起了安慰。我现在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想。现在，我能够搬去纽约了。
来到纽约之后，为了谋生，她在一家“标准考试培训”公司做教研工作，她发现这里（或者所有这种类型的公司）有很多和她类似的无奈的梦想/爱好追逐者：
有一位医生，私下里想要唱歌剧，一位律师想要成为优秀的飞盘选手，还有一位工程师想从事声音设计工作。这是一片摆满了与环境不相称的玩具的岛屿：作家，演员，音乐家，他们痛苦地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支持他们那奇怪的爱好，内心深处的欲望，以及毫无前景的职业。
读到这里，我想起J.M. 库切在《夏日》里所作的评论：“教师这一行，充满着不合适的人，和寻求庇护所的人。”不论如何，尽管工作辛苦，她至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陪伴。
话虽如此，梦想却仍不知所踪，此前有关纽约的种种奇妙梦想一件也没有发生在她身上。她每年收入32, 000美元，在纽约，只能住在仅能容纳一张床和一盏台灯的小隔间：
我们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下班以后就去泡吧放松，谈论着我们那浅薄无聊的生活。
一天夜里，劳碌的工作与消极的痛饮之后，作者搭出租车回家。忽然，一位不熟悉的男性同事挤上了那辆车。她有些尴尬，但还是接受了。
也许是为了避免尴尬，他们聊了起来。
“我马上要结婚了！”男人说。
“恭喜你。”女人说。
“可是我有一个梦想就实现不了，我的未婚妻，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干那件事，请问你能满足我吗？”男人真诚地请求。
“你的脚趾很美，我可以舔它们吗？”男人继续说。
作者同意了，并非因为恐惧和威胁——男人对她没有任何威胁，而是由于内心涌起的一股貌似崇高的强烈共情：
在那一刻，时间静止了。我已经搬来纽约，想要实现自己最重要的梦想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向我展示他小小的梦想。我想，我人生中一直都在说不。所有那些我从没有搭过车公路，所有我放弃的机会，所有我未曾亲吻的嘴唇。然后，我想，纽约并不是一个有关“不”的地方，它只与“是”有关！
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射到这位同事身上，仿佛所有的遗憾、委屈、不甘，即使是来到纽约之后生活的平庸都可以用此种情感来消融化解。
出人意料的是，几天以后， 一位女性同事对她倾诉，讲起这位男子在类似的出租车上，对她做了同一件事。这是个骗局，我当时想，那个男人根本没有什么梦想，他只是重复地利用相同的谎言去欺骗那些被“纽约情结”所笼罩甚至控制，渴望实现梦想变得不同而又走向平庸的脆弱的人罢了。
但令我惊异的是，作者没有被欺骗的愤怒，而是表述了以下感受：
不。我只是感觉到我内心萌生了对他的一点点赞赏。这个男人是如此执着专注于他的梦想，他用最直接最大胆地方式实现它，还带有一点点欺骗。他就这样，让他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实现。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为虚假的情感，一种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反复提到的刻奇（kitsch）的情感，它并不指向也无法表征任何特殊个体的内心感受，而是所有纽约市民的集体虚伪，共同幻觉，以及自我感动造就的虚假崇高。
这种情感不仅虚伪，它也会遮蔽现实。
作者开始同情男同事的时候，她不仅剥离了自己的情感，而且也剥离了任何实质性的情感和欲望。唯一残留下来的仅仅是一种指向性。她说那是一段对于她最为挑逗（erotic）的体验。我并不相信。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脚趾需不需要那位男子的吮吸。在那一刻，她被神秘、好奇、想要体验别样生活的情绪压倒了。
她对酷似梦想的事物饥渴至极，求而不得。在那一刻，她会为了carzy生活的幻象，放弃自身真实的感受。换句话说，那个时刻，她究竟想不想被舔脚趾早已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舔脚趾这一行为本身是新奇的，是fancy的。这是匮乏的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想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能想到的只是满足匮乏。能得到点什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管喜不喜欢。
所以在这里，她的情感被异化了。她变成一个追逐梦想，满足梦想的机器，却已经忘记梦想本身究竟是什么。
我这么说，是因为并不是只有作者一个人这么想，连Greta Gerwig这样的纽约成功者都如此认为，尽管她的话语带着一点成功后的自信和无畏，而非落魄者的自我安慰。
我的脚趾从未被吮吸过，但我有类似的感受，我想，“在纽约除了满足所有疯狂的请求，你还能做什么呢？”
大城市对很多人来说充满魅力。其最大的优势，如作者和Gerwig导演所认为：丰富、多元、有趣、包容。纽约是所有大城市样本中最成功的一例，它不仅吸引美国人的目光，它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在我看来，仅仅“包容”勉强算一个优点，而且很多时候它容易被包裹着漠不关心的无视所混淆，而前三者却总是虚幻的。
超大城市确实常常是丰富、多元的，有时是有趣的。每一个初来此地的小镇青年都会被丰富多彩的生活所吸引。然后，在辛苦奋斗多年之后，这一切美好又有多少是属于他们呢？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会让人因许诺而非实质的获得而快乐。大城市对很多年轻人轻易做出许诺。经历了几十年的辛苦工作之后，他们发现，除了如数家珍的电影、戏剧、艺术展，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实上，真正底层的工作收入，大城市并未比小城市高多少，但在大城市，你需要负担极为高昂的房租。
他们依靠幻觉，脚跟拔地而起，依靠这类虚假承诺带来的激情做着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大城市，大公司，大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们都依靠光环（aura）实施剥削。我想起最近阅读《纽约客》时看到一篇读者的来信：
我在零售业工作了超过三十年。最开始，我是收银员，后来我被提拔为仓库管理员。
我今年五十二岁，有三个孩子……我拿到了戏剧的肄业证书，我想要做一个电视演员。现在还非常想！但你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我必须还车贷，我必须交保险费。后来我仅仅是陷进去了，一份全职工作来找我，我就答应了。
在纽约，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最近在听 My Little Airport 的音乐，他们的音乐传达了很多在大城市挣扎、被剥削而辛苦生活的年轻人的感受。但香港与中国大陆、美国都截然不同，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够移居别处，超大城市对他们来说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很多未来无望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留在这里。用一句流行的社会学术语来说，我们这里仍然存在着“流动性”。香港人可能比我们更压抑。
最让我惊异的是上述文章的作者，以及那位梦想当电视演员的大叔的态度。他们都惊人地缺乏阶级视角。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可能是被剥削者，他们无法实现梦想是因为被资本家压榨——工作时间较长而无法学习、训练相应的技能，专事生产，无法创造，他们的生活被工作填满，却视之为理所当然。“Life happens”，大叔如是说。
他们或许不会对种族议题、性别议题漠不关心，甚至还可能热衷于参与抗议，但是资本家和奴隶，阶级差异这些议题好像突然被从他们脑中抽除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了解美国政治，我也不了解这种想法的根源，但我能意识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也视贫富差距为理所当然。仇富现象，在年轻人里，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是一件坏事。但是那毕竟意味着认命，意味着不反抗，意味着接受现有的秩序，并且接受为活着而挣扎。我只是觉得，相对于以往大家的态度，这种变化令人觉得恐怖。
事实上，上述两位主人公所热爱的文学、电影和戏剧，恰恰强化了人们对大城市的幻象。这件事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电影和戏剧、展览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生活的全部，但是对于更多人来说，只是生活的花边。很多人被花边吸引，抛弃本可以更体面、更有尊严、更有活力和热情的生活，在纽约渐渐沉沦。给人带来幻觉的艺术，尤其是电影，本来就会使人长于幻想，而抛弃对于本质的思考。另一方面，电影和戏剧这样的大众媒介让不同阶层的人都得以欣赏。如此便生产出一种幻象，我和他们看一样的电影，感受同样的情感，我们没有任何区别！
恰好最近几天又读了一篇海明威的小说，The Capital of the World（中译：世界之都）。这篇小说以马德里作为背景，非常精准地描绘了有关上述讨论的一切（不同的是，在1920s的马德里，连服务员都有阶级意识）。在小说里，马德里的所有人，各个阶层，都会去看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他们都热衷于观赏斗牛表演，讨论斗牛表演，所以在他们之间，好像不存在界限一样。
男主人公，一位名叫Paco的刚从乡下来到马德里的服务员，就怀抱着如此的梦想：
他喜欢马德里：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方；他也喜欢他的工作，穿着干干净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夜礼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干活儿，厨房里吃的东西又很丰盛，这工作似乎充满了瑰丽的浪漫色彩。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子待者讲到必须杀死教士和宪警时，他总感到一阵心情激动。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有一个象现在这样的固定工作，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斗牛对他来说，仿佛一件触手可及的事情，他常常想象着自己身处斗牛场，幻想着迎面冲过来的牛，然后假装自己手拿着斗篷，模仿着斗牛士美妙的姿势躲过公牛的冲击。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他对同事说，他也能当斗牛士。斗牛，仿佛是连接他和他所理想的生活的媒介。但媒介制造了一种假象，他只是在看斗牛，并想象自己斗牛，他不可能真正斗牛。这种差距，是任何大城市的fancy都无法填补的。
同事怀疑他，并说真实和幻想有差别。于是他们打了个赌，同事在椅子上绑上尖刀，模拟牛角，向Paco发起冲击，以试验Paco是否真的有能力斗牛。结果，Paco就这么被尖刀刺死了。
此时，他的姐姐，同样是一位酒店的女服务员，正和女伴看完一部葛丽泰·嘉宝的电影，并抱怨这部电影没有珠光宝气，而是展现穷困潦倒的生活，无法满足她们的瑰丽幻想。
Modern Love: 纽约时报有关现代情感的散文专栏，现也有播客和视频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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