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作人传》

近日读钱理群《周作人传》,印象最深大概便是他对于女子足部的过分关注。通读下来,我产生强烈的直觉(没有充足证据),他一定有很深的恋足癖。

能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细节有二。

一是刚到日本时,他关注到的便是一位少女,乾荣子,那是鲁迅寄宿的伏见馆馆主的妹妹,在馆内兼作下女。这位让周作人在青年、中年与晚年都魂牵梦萦过的女性之面容,他并没有看清楚,他所留意到的只有她的一双赤足。在周作人生长的时代,他在中国恐怕只见过妇女的小脚,而乾荣子拥有的是一双自然美丽的天足,可以毫无顾忌地裸露在地板草席上轻盈行走。这双赤足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性幻想通道,让他迟至晚年时还念念不忘。脸,他未必记得,但足,必定还是久久停留在他脑中。

二是周作人在散文里描述“盐豆”这种故乡吃食时所用的比喻: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

读时我便被喻体所震撼,是如何跳跃的想象力,才能将用草纸包好的咸豆比作女子的纤足。在我看来,这几乎不是恰当合宜的比喻,而只是隐藏欲望的发挥,就像是一位电影导演在作品里给了一对(或两对)足长时间的特写,并非为了表达什么,而是单纯迷恋那一对足罢了。

周作人在他贬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里极度反对女子缠足,其投入的篇幅与溢出的愤怒远比其他话题更甚,鲁迅关注娜拉是否出走,而周作人却更关注女子是否放足,比起经济独立,他更希望女子解放她们的欲望(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解放欲望):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堆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者类似的小脚。

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

我怀疑,此种精力与动力,更多出于他的恋足癖,出于对能唤起他性欲的事物被摧残的愤恨与遗憾。

除恋足以外,周作人令我记住的还有他之冷漠与冷血。他骨子里缺乏热烈的感情,鲁迅曾说,即使是周边有孩子哭闹、妇人詈骂,周作人也能看得进去书。他天然就能把世界与自己的情感与兴趣隔离开来。周作人和鲁迅一样,非常固执,但他没有鲁迅的热血,假如鲁迅的内心是“死火”,大概他的内心连将死之“火”都没有。

周作人的妻子羽田信子去世以前,两人持续地互相詈骂、争吵,无端责怪,这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让我无法相信的细节是,在信子突发重疾被送至医院的那几天,周作人每天都“坐家中”(大概还是要读书写作),由子女轮流探望照顾,直至“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才与众人前往医院一看。

这背后大概隐藏着强烈的憎恨吧!所以,其实周作人也有着强烈的报复欲,但对于亲密之人,他并不辩解、并不论理,也不报复,而是会将憎恶与恶意隐藏起来,直至某一天,用极端冷漠且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旁人未必能意识到,恐怕只有当事人(如果未死)才能体会到其烈度与强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作人在和鲁迅断交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除了对鲁迅的詈骂和殴打以外(鲁迅并无还击),还有亲生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不相往来。直至鲁迅去世,周作人才开始写有关他的文章。在日本时,鲁迅常逼迫他译书,在不够勤奋时,还会打他。从小到大,鲁迅均是个苛刻、难以相处的兄长。周作人对此未必没有怨言,但他从未表达,只是不知道他积蓄了多少愤恨与委屈才有最后的那一番行动。

将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我甚至觉得,任何恋足癖(或者其他恋物癖)背后隐藏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冷血。恋物,疯狂迷恋某种装饰物、人的局部、姿态,并不在于这人是谁,只要他穿着某种特定的服饰,露出躯体的特定一部分,摆出特定的姿态,即足以引起恋物者的幻想——他们并不关注人。恰如周作人,他从来都为趣味活着,为物与书活着,而不为人活着。所以恋物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对人的漠视,对情感的漠视,是否隐藏着极端的冷血(与好斗)?

从传记可以看出,不仅好斗,周作人还非常固执。他几乎不可能因为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即便是抗日战争期间叛国投敌的事情,他也坚称自己不后悔。我和他一样,性格中有某种极端固执、好斗、记仇的因子,有时又很冷漠。所以看周作人的传记,有时就像照镜子,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钱理群说,他的自我保存得很完整,后来新中国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知识分子,却也没有让他的自我有任何改变(参考丁玲)。他对于现实与历史的看法如故,而他的很多同辈和后辈全都在内心深处屈服了。我想这方面我和他有点像,但谁又能说,这种自我的坚固背后不是某种冷漠和残忍呢?这是我对自己的反省,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周作人那样的人。

古生物寓言四则

1-演化论

从胚胎来看,动物可简单分为两种:原口动物,后口动物。简单来讲,原口动物只有一口,进食与排泄全凭此口;后口动物则有两口,进食为一口,排泄为另一口。

人类是后口动物,便嘲笑原口动物之低级,其口之肮脏。殊不知,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任一个体皆须经历原肠期(即只有一口的时期)。人类受精卵亦如是。我们全体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拿口当肛门的阶段,然后于尾部重开一口(即后口),专用于进食。因此,如果胚胎期也算童年,嘲笑原口动物也即嘲笑我们自己的童年。

另外,肛门是「原口」,嘴巴是「后口」:存在先于本质,肛门先于嘴巴。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排泄能比进食更多让人体会到存在的痛苦吧。

2-飘零学

海百合(Crinozoa)实为动物,以形似百合花得名。海百合全部海生,大多以茎固着于海底生活,最早出现于寒武纪早期(距今5.4亿年左右),繁衍至今。

海百合的身体实在太沉重,扎根海底本是它们的宿命。可是偏有一群海百合不安分,它们附着生长在无根的树干上,随着树干在海面上漂浮。

生物学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假漂浮」。

3-颌之诞生

动物之进食,全仰仗颌。没有颌,嘴巴便无法上下开合,有了颌,动物才能主动取食。

其实,早期动物是没有颌的,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动流入口中。

有些动物甚至无法自由移动,然而它们竟然还是没有饿死。

4-灭绝论

关于恐龙的灭绝,还有这么一种说法:

白垩纪以前,恐龙的蛋是很薄的(所以从未发现化石),这往往有利于恐龙宝宝破壳而出,却不利于它们在胚胎期得到庇护。从白垩纪晚期开始,大概由于某种自然选择因素,恐龙蛋越变越厚,越变越硬。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幼小的恐龙胚胎便再也无力冲破坚硬的蛋壳层,于是纷纷死去。

恐龙无法诞下有能力冲破蛋壳的宝宝,恐龙就此灭亡。

——逛自然博物馆记

一件小事

今天上班累到极限。下班,挤在公交车上,我面前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皮肤枯槁的女人。她穿一件花格子短袖衬衫,和我一样汗涔涔。看着她,又往背后看看,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我想对她说,我给你100块钱,你能把座位让给我吗?有什么不可以呢。

几分钟后,我真那样做了。老人惊愕地接过我的钞票,急促而慢地挤到车厢远端。坐下来以后,我抬眼看看四周。乘客们未能如我担心的那样,恶狠狠给予我教训,告诫我不应当颐指气使,任性行事。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此事,而是专心地盯着手机屏——注意到我的那些人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只是时而诧异地盯着我。我知道我不能回避他们的眼神,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犯错,我自己也会不舒服。所以若发现他们有谁盯着我看,我就死死地盯回去。当我坦然地盯视着他们的眼睛时,他们反而都害怕了。无一例外,他们又各自玩起手机来,仿佛忘了这件事。

几分钟后,车到站,又涌上来一大批人,车门勉强关闭后,车厢里几乎是摩肩接踵了。我坐在座位上,又看到了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她慢慢从车厢另一端挤回来。不。与其说她是自己挤回来的,不如说她是被那些想要下车的一拨一拨人给推回来的。她又站到了我的面前。她扭捏着身体,微屈膝盖,身体向前倾,一只手摸着额头,另一只手扶着我座位的把手。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她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似乎想要表明自己受了委屈。但附近早已换了一批人,已经没有人记得她曾经是我座位的主人了。我知道,没有人会为她说话了。

谈包皮

包皮对于男人有特定意义。还是说清楚好。

有些男人包皮短,一出生龟头就裸露在外,有些男人包皮长,孩童时期稍有不慎甚至会粘连龟头,影响发育(性功能),是为包茎。

本人幼时就做过包茎手术。不打麻药,医生手拿镊子与手术刀,将已经长成一体的包皮和龟头硬撕扯开。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惧与疼痛,我后来只体验过一次——鼻中隔偏曲手术时,(半麻的)我清醒地看着医生用刮骨刀刮下我鼻梁上的一块骨头。

如若没做过此手术,可称得上幸福。但即使做过,也只需静待成长发育,可高枕无忧了,无非是在恰好撞上时,褪下裤子,请医生看看发育情况,大体上是没问题了。

从今往后,只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包皮过长,是否要费力割掉。

产生此困惑源于无数次在厕所小便时偷瞟到旁人的下体,无包皮者居多,有包皮者少。他们解开拉链即可尿尿,通常水力强劲,无远弗届。而有包皮的我,尿路却因为包皮的阻挡,显得犹犹豫豫,含羞带臊,有时还滴滴答答。小时候男孩总会攀比尿液喷射的距离,我因为自己膀胱缺乏弹性又有包皮而敏感自卑。

包皮也会带来很多卫生问题。小时候,因为被包皮包裹着而不透气,不常翻开的龟头上总会长出许多恶臭的白垢(现在倒不会了),如果不定期清洗,发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更多时候,我认为包皮是成人的标志。如果在小便池前无意间偷看到一位无包皮又大的男士,我便会对他高看一眼。所以在公共厕所小便时,如若旁边有人,我总会因为心理障碍而无法排尿。

但包皮也有好处。它一直紧密保护着龟头和阴茎,让它保持着脆弱与敏感。没有包皮的龟头,就像离开大观园的贾宝玉一样,早就因为一次又一次同内裤(社会)发生的酸胀接触而变得麻木不仁了。

换句说话,包皮保护着我的龟头免受创痛和伤害。所以在自慰或者性交时,它总会更敏感,它总会为我带来更多的兴奋与快感。当然也更快,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还有避孕套。

但某一天我还是感觉到了割包皮的必要性。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伴随着任何特殊的事件。很简单,只是很闲,无事可做,便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不想做男孩了。我上网查询包皮环切手术的价格与注意事项,惶恐地预想着术后疼痛感,又因为联想到小时候的包茎手术打了退堂鼓。

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像一直未拔掉的智齿一样,我身上也一直残留着未割掉的包皮。我突然很羡慕那些生来没有包皮(或包皮短)的人,或者那些年幼时就要进行割礼的男孩,他们的阴茎不必因敏感而脆弱,至少他们不必思考是否应当割包皮这个问题。这是个磨人的问题。

工作以后,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因为自己的敏感和脆弱感到不安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割包皮的问题。是否身体会影响心理呢?是否身上的包皮不割,心里的包皮也割不了呢?是要保持敏感和内心感情的微妙丰富,还是变得迟钝一些,多一点行动力,延长一些做爱(做事)的时间。

这个问题我现在依然不知道,我也没法知道,因为我依然不想割掉自己的包皮。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会消失,但我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我希望它像蚕蜕皮那样消失,我不希望它被割掉。

有时候我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在当代不如改成「割包皮还是不割,这是个问题」。

「回老家」

2020年12月19日,爷爷去世,贴出往日一篇小文寄托对于他的哀思。坦白地说,虽然他的死亡让我感受到某些沉重的心绪,但我对他并没有感情,他过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关心的反而是父亲的感受。因此,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谈爷爷,不如说是在谈父亲,因为我根本对爷爷一无所知。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会跟着父母回老家。谈到「回老家」,其实很奇怪。我家住在县城里,而老家就在离家大约十几公里的镇子上。后来,父亲每次说起老家,以及在老家独居的爷爷时,那口气就像是在说一个两千公里外的地方。好像回去一趟,是一件特别费劲、特别了不得的事情。但仍然,我们每年只回一次。

每次回老家之前,父亲也会搞得特别隆重。一般是中午去。早晨六七点起床,他就开始翻箱倒柜,搜寻可以带回老家的「用不着的东西」——衣物、棉鞋、生锈的电饭煲、刚腌好的腊鱼腊肉、濒临过期的零食、散落在家里各处的吃不完的感冒药,恨不得把家里挖个底朝天。衣柜里,床板下,冰箱深处,他全都要仔仔细细检查过后才心满意足。

妈妈总是会被他吵醒,嘴里一边嘟囔,一边被他强令着一同「寻宝」。有时候,妈妈会生气。因为父亲总会把一些妈妈珍视的物件当作「垃圾」塞进要带回老家的麻袋里。每到这时,总免不了一顿争吵。

我们通常会打一辆出租车回乡(父亲一生害怕开车,因此从来就没动过买车的念头),将两三个麻袋、两瓶好酒一股脑儿塞进后备箱里。

父亲特别爱和司机聊天。一上车。仿佛忍受不了沉默,他就开了话匣。半小时车程,收入、家庭、工作强度、乡里如今的状况、本县的经济和就业、天气、国家大事、附近的养老院、新农合医保,他会说个遍。那时候,我一直会以为汽车是有魔力的,以为人一到了车里就想说话。但这魔力又只对成年男性有效。因为在父亲和司机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和妈妈总是昏昏欲睡。我依然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兴奋。

我从小就知道,隆重的开场并不总是导向华丽的结尾。我每次回忆起随父母回乡的场景,那感觉就像是性交时,漫长而惬意的前戏之后,令人失望的迅速射精一样。特别沮丧,但又无话可说,无人可怨。

父亲和爷爷没什么话讲,这是我早已明了的事情。但每一次,我都会为停留时间的短暂而吃惊。父亲总会让出租车停在村口,嘱咐司机稍等。然后带着我和妈妈走下公路,抱着大小麻袋、塑料袋,穿过村里狭窄的小巷,来到爷爷门前。

爷爷会从那座三叔走前新修的二层小楼里走出来。刚才健谈的父亲看到他,就突然变得沉默了。他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那叠现金,塞到爷爷手里,然后嘱咐爷爷按时吃药。接着,简简单单寒暄几分钟,便以出租车的等候为借口,逃似地离开了。

在那短暂的几分钟里,父亲总是会从柜子里翻出那些去年带来如今早已过期的奶粉或是其他食物,责问爷爷为什么不吃。或者他看到爷爷仍旧穿着那穿了十几年的破旧不堪的藏青大棉袄,看到漏出来的棉花,他也会责怪他:「不是给你带了羽绒服吗,拿出来穿啊。」爷爷则总会说:「穿这个舒服些。」能看出来,爷爷很局促。在儿子面前,他不像个父亲。反倒是像个无地自容的犯人。那一问一答,跟审问一样。

爷爷不会做饭。奶奶去世以后,爷爷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每次回到老家,我总能看到一层客厅里摆放着的泛着油花的、只是用水煮过的蔬菜汤,以及放干了的一碗煮豆皮,或是电饭煲里的不知放了多久的半锅米饭。那间客厅,同时也供奉着奶奶的灵位和照片。照片放在屋子左侧的木桌上,正对着右边的餐桌。奶奶的眼睛永远盯着那一堆勉强可称作食物的东西。我很心痛,我觉得如果这世上真有鬼魂,奶奶应该会很煎熬。

每次见到他,在父亲的要求下,我也会喊一声爷爷。后来我长大了,出于责任感也会主动喊他。但除此之外,我就没办法和他交谈了。对我来说,他遥远得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他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学,他也不知道我几年级或者在哪里工作,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食物,也不知道我对什么过敏,他不知道我谈过几段恋爱,也不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谁。除了每年回乡的这短暂十分钟,我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我总会想要接近他,和他好好聊一聊。但对我来说,接近他的难度好像远超过任何一位小区楼下的老爷爷。

妈妈总会抱怨他脑袋不清楚,或是对我根本没有感情。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父亲总是疯了似的,简单告别就一言不发地往回走,好像是要抛弃着些什么,好像是无法面对现实,要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这很孩子气,但又不。因为他已经尽到责任了。至于爷爷是不是享受着他带来的好。那是他的事。

我没办法,只能跟随着父亲。

童年记忆碎片之十

高中时最耀眼那位社交明星是我小学同学。我很晚才知是她。那时她身边总环绕着少许高大帅气的篮球少年,他们对这个世界满脸不屑,令人望而生畏。

朋友试图接近她,只换来一顿殴打。我已记不清他被打得多凶,只忘不了从厕所回来时他满身的烟味。事后他仍执着追求她,即使不再敢,也温柔而狡黠地陪伴着,仿佛游击队员。她既不拒绝他的陪伴,也不主动陪伴。后来我一想起他们,总联想到“哆啦A梦”:朋友是大雄,她是静香。那时我并不这么想,高中生是很难想到“哆啦A梦”的。

时至今日,“静香究竟怎样想”也还是一个谜啊!她在高中的下落是另一个迷,小学时不是静香的静香是怎样变成初中高中的静香,小学的静香又去了哪里?“静香”就像“研究生”、“公务员”一样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吗?静香在成为静香以后,自己也为名额所限制吧!有多少静香最终能升入高中呢?所有这些静香,在长大以后,又去了哪里?我们会在哪里和她们重逢?

我的朋友喜欢她,我对她的美却毫无印象,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小学时一次尴尬事件,而之所以再想起她,则是因为长大后另一事件。

第一件事大概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我坐第一排,她坐我正后方第四排。某刻,课堂忽然停顿,大家窃窃私语。我扭过头去,看到她羞怯而扭曲变形的脸迅速埋进书堆里。同桌偷偷告诉我,她是尿裤子了。老师走出教室打电话叫家长,留她一个人低头供人围观。

冬天,黏腻潮湿的秋裤与内裤粘在一起,贴在皮肤上,尿液浸透一切,慢慢地从鞋面滑落到地面。她没有逃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任尿液滑下,积聚成一潭安静的液体,等着不情愿的值日生来清扫。她大概无助地被人围观着。

这事件对我着实是个打击。我难以想象同龄人竟会如此,因为我很小很小时便不尿裤子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龄孩子尿裤子也是件正常事,简直出乎意料!从小“控制力”强大,在课堂上在父母面前紧绷着,连膀胱和尿道也乖乖闭锁,不敢动弹,所以我才无法理解她犯的错误吧!

怎么还会有那样会“放松”的孩子啊,后来我想。他们如一滩行走的泥,随时可以瘫倒在什么地方。我起初鄙夷他们,随后羡慕他们。膀胱自由、尿道自由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自由放松的人在这里总是要受围观、被人评价的,不管是尿裤子式的放松,社交明星式的放松,或是其他什么放松。

随后不久,她就转学了。我既不知道转学是否与“尿裤子事件”有关,也不知道“尿裤子事件”是否与她成为社交明星有关。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学毕业后。春节回乡,我和那位朋友去咖啡店闲坐。走进一家位处二楼的咖啡馆,还没来得及点单,朋友就急匆匆地拉着我逃出来。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吗,招待我们的女服务员就是她!我说完全没认出她来。那是她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她!我想回去看看,他拉着我不让我回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趁机跟她说说话叙叙旧呢,你以前那么喜欢她。他并不回答。

童年记忆碎片之九

我自然也被霸凌过。上学时,我也曾恨某人到牙痒,在脑海里杀死他几千遍,死法不相同。那时,他就坐在我前方,经常转过头来跟我同桌调笑。我当然也记得恨的滋味,可是被欺凌的细节实在忘得差不多,只能忆起事后那次可笑的相遇。

相遇发生在事过境迁很久以后,在那些时候,我才能从压抑中稍稍解脱,有勇气选择将部分事实刻在脑海里。或是在那些时候,我不再将他们当魔鬼,而是当人来看待。或者是那事件实在有些滑稽。

人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滑稽的,而非痛苦的场面,不是吗?

早自习后,大家挤在教学楼下买早餐。我也一样。看到他后,我身体忽然紧绷起来,心跳加速。我想要假装他不存在,转过头去。我局促地抓住那根油条,但他的手也跟过来,他还想买一个茶叶蛋。我缩在一边,一动不动,想等他走后再买。半天我才发现,他缺五毛钱买那茶叶蛋。他找来找去,也找不出五毛钱。他转头看到了我。

“快快,借我五毛钱,下午还你。”他用急促的语气对我说。

我愣在那里,我那时已不恨,但我想起了“恨”这种情感——我应该背叛它吗?我只记得我掏出五毛钱后,愣了很久,既没有把钱给他,也没有把钱收回去径直走开。我只是呆呆愣在那里。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决断。

他看我愣半天,脸上的茫然神情缓解些,好像想起什么,然后用轻飘飘的口吻对我说了一句:“好好,对不起,行了吧……”,接着便把钱从我的手里夺了过去。他的动作不算大,但我没有反抗。

他大概早忘了我,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长大以后,我在街边慢跑,遇见了他,我们对视。即便十年未见,我仍然能一眼认出他。他在盯视我半天后,放弃了思考,径直往前走。我在犹豫后,回头喊了一声他的名字(那时我当然比借五毛钱时要更放松了)。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是想起什么,但还没来得及等他吐出我的名字,我已跑远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经历,很多年,我永远能一直记得那些性情、说话方式类似他的人物,时髦、自信、骄横、对周围的人漫不经心而又充满掌控力,不论男女,或者不需要性情相似,只需要他/她能让我觉得自卑或害怕就够了(我把他们称作“自信的城里人”),我总能记得这些人,他们就像被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并不是我想忘就能忘得掉。但我猜他们也许早就忘记我,因为我总能想起那些话:“好好,对不起,行了吧……”所以我总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即使我甚至没和他/她说过一句话,即使哪怕没有一次对视。

外公的书与诗

外公很爱写诗,但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诗。只有我知道一点点,他写的大概是近体诗,五七言律诗或绝句,人们有时把他写的那种诗称为“老干体”。

当然,后者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从未读过他的诗,他也从没和任何一位家庭成员谈起他的诗作。也许他写的诗很新潮,也许他的诗深有寄托,但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我所能知道的是,我能理解他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心情。在他去世以后,外婆对我讲,他第一次投稿成功拿到稿费之后,没有将那张面值十元的稿费汇款单拿去银行兑换成现金,而是久久地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作为纪念品保留着。我比外婆更能理解他的心情,只是如今那张汇款单,连同常常出现在他书桌上的诗歌刊物,都早已不知去向。

很多年后,当我后知后觉地爱上文学,总会回想起这件事。如果我要从家族中寻找文学同好,那外公便是唯一那个。

我从未读过外公的诗。即便如此,我一点也不为这件事遗憾。我感到遗憾的另有其事,那便是外公拥有的满满一书架书,我从来未曾染指。我为他对文学的热爱感到兴奋,更为他的藏书感到兴奋。

他的书架不在书房,而在卧室,所以有时我只能偷偷溜进去,抬起头仰望那高高的书柜。那书柜锁起来,被玻璃门保护得严严实实,我踩在椅子上踮起脚也触碰不到。书柜里有很多书,大多是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小说名著,有《红楼梦》,有《三国演义》,有《水浒传》,有《三言二拍》,有《儒林外史》,有《聊斋志异》,有《官场现形记》,有《老残游记》,那时候我只能记住这些书,我看到的也只有这些书,更高的书,我看不到,也看不懂。

他去世很多年之后,在一次亢奋购书的沮丧空虚中,我才想起这些书。我问外婆和舅舅,那些书还在吗?他们说外公去世后,老房子已经卖了,那些书都堆在新房子的角落里,正愁没地方放呢,希望我能够把那些书都搬回家。

我内心很兴奋,我觉得这些书的到来可以填补在618或双11购书未能获得最大优惠的遗憾,或者有了这些书,我可以把更多的书卖掉,获取一些现金——我当然不好意思卖掉外公的遗物。

于是我的房间里多了好几堆书。检视一番,我觉得要对外公的认识要改变了。因为他拥有的书,远不止几本小说那么简单。我从那堆将要或已经发霉的旧书里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全套《汉书》《晋书》,全套《史记》,全套《资治通鉴》,“唐宋词唐诗宋词明清词魏晋南北朝诗经元诗……鉴赏辞典”……

我翻开那些书,想要找到一些阅读的痕迹,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虽然这些书本都已泛黄发霉,但内页仍然轻薄崭新,丝毫没有翻动的痕迹。我笑了笑,感慨外公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只买书不看书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这样的片段:他带着眼镜,安静地伏在书桌上阅读。我记事以来,他差不多就已退休,退休以后他整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从未看到他看过什么书。那一大书柜的书,原来就那样一直锁在玻璃后面,一锁就是十几年。我马上想起“叶公好龙”这个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觉得这样太刻薄。

没有电视的时代,他或许会看书吧,除了看书,还能干什么呢。电视当然比书要有趣一些,为什么不去看更有趣的东西呢?在这个时代,当我强压着自己的本能,逼迫自己看那么一两小时书的时候,充实的同时,我自己都觉得扭曲和压抑。所以我并不应该嘲笑外公,嘲笑外公就是嘲笑自己。

说实话,我甚至能想象外公买书时的狂热。要知道,那个时代,书可比现在贵多了,大概和今天买iPhone差不多吧。那时候没有618,没有双11,也没有多抓鱼,更没有满600减550的促销活动。他该是多爱书才会买那么多书啊。他又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人承认他是知识分子。

我想起他最后的时光。那是2008年,将死之际,他仍然没有捧起书来看。奥运会直播的时候,他搬了一把木椅,坐在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位置紧紧盯着电视机。他什么都看,跳水摔跤花样游泳举重射击体操皮划艇曲棍球手球。吃饭睡觉以外,他几乎全坐在那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木椅上。他们这一代人总是用行动,用姿势而不是语言来表达情绪。我想,他对于奥运会的执着关注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我读不懂。

话说回来,买书不看真的罪恶吗?我想实际并非如此。它不过是满足了某种收藏癖而已。就像收藏玩具手办,收藏唱片,收藏古董,收藏钱币,收藏邮票一样。它至少代表着某种热情,某种指向性,某种无力抵达而心向往之的冲动。有这种冲动,总比没有好,不是吗?只有无数类似的冲动才能累积成一次两次小的行动,不是吗?要知道,手机和电视多么强大呀!你需要积累更多的勇气才能对抗它们。

所以我没有处理外公的书,也没有卖掉自己的书,而是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放回自己的书架上。我会想起《龙珠》的结局,悟空举着元气弹,等待着毁灭布欧的时刻。我觉得我也好像举着元气弹,我不想松手,我觉得那些书好像是元气的来源,但我并不确定。

童年记忆碎片之八

小学四五年级,期末考数学。砖瓦校舍,五列木桌木椅,我在靠左第二列。

我似乎穿了条短裤。考试中,忽然知觉小腿被什么所击打。低下头,才看到那皱缩密实的纸团。往左侧斜后方看,D正盯着我。他很紧张,脸带歉意。我想起正后方是女生X。他们平时似乎很要好,但我对他们的事全无知识。

放下纸团,写着题,我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作弊,D大概扔错方向。我使劲掰开那纸团,上面写着一道算术题。我把纸条叠起来放在一边,继续做题。

几分钟后,我实在无法平静。我感到D与X在身后死盯着我,但我没勇气回头看。随后,我被不知道是怎样的一股冲动驱使着,站起身来,大声对老师说:“报告老师,D和X传纸条作弊!”声音大到全班同学都听到,但D和X立即矢口否认。

监考老师是谁我忘了,但我相信她一定是语文老师L,或者其他年级的什么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F。她把我、D和X都喊上讲台。我将那张皱得不成样子,不知道被揉过多少次的纸条再次展开,交给老师。全班同学都盯着我们。

那老师端详纸条良久,她甚至摘下近视眼镜,作努力状,凑近纸条看。铅笔字迹虽模糊不清,但隔着一段距离,我一眼也能看清。我只记得,老师的确看了很久很久。

老师表现出犹豫的样子,支支吾吾地对我说:“这字太模糊,看不清嘛……”又像是自言自语。然后,她将我们打发下讲台,继续做题。

我不记得D回座位时是否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完全没有印象,我只记得老师踟蹰的样子。

别误会,我说起这件事,并非要表彰自己的正义,或是揭露老师的虚伪,或是宣泄某种义愤。很多年后,当我再次猛然想起此事,我丝毫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赞许那个自己,也不会责怪老师,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忿。

我说起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唤起了我对于自身的某种看法。我不觉得自己正义,就算在前一秒我这么觉得,现在也不是了——当我写到这里,我只觉得自己无趣和呆板。我觉得我缺乏童年时的乐趣:哪怕是作弊。我一直想摆脱那无趣、呆板和严肃。我想要轻轻松松地看待很多事情,像许多人那样,但我做不到。我想要轻轻松松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以及与自己亲密的人的生活,同样,我也做不到。

这件事情,连同它背后种种关于我性格与命运的因素,就这样一直跟随着我,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总让我失去很多朋友。

所以现在,每当我发觉自己能够不是“故作轻松”的时候,我总是很欢喜。

童年记忆碎片之七

三年级或四年级,我是小组长,一个可以称为班干部而并不被视为班干部的位置。我异常珍惜它。任务是收作业。六七人的纵行,她坐最后一排。一天早晨,我来收英语作业。前几位都相当顺利,但到她,无论怎么说都毫无反应。她自顾自地同旁边“坏孩子”聊天说话。我想打断,但我不敢。

我仿佛遇到一堵无法逾越的墙——不完成老师分配的任务是不可接受的。于是,等待在焦虑中发酵一段时间后,我憋着火发怒了,开始踢那堵墙,就像所有无能之人面对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所能做的那样,施加暴力,发泄情绪。

等我醒过来,我发现自己拿运动鞋正狠命踢着她赤裸的脚踝。她穿着凉鞋,脚踝和小腿黝黑。一脚,两脚,三脚……我连踢十几脚,把她脚踝踢得红肿。她没叫一声,也没哭喊,只是看着,仿佛在旁观。或许是我记错了,她可能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把头侧到一边去。

忘了是否有人来劝架,作业是否收上来也不记得。我只记得放学的时候,“坏孩子”对我说:“XX,你真有裆(真有面子),踢得那么狠,她一句话没说。”后来,我从他们那里得知,她和一个上初中的小混混处对象。他们都为我后怕。

我不记得是那天傍晚,还是另一次,总之,有一次,我望着初中部教学楼发呆。她和那我一直惧怕着的初中小混混分开,走过来,对我说:“XX,问你一个问题,有女生喜欢你吗?”

“不知道。”我说。

“有人喜欢你。”她说,带着暧昧的笑容。

我至今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在说她自己,还是其他人。她是在为另一某人传话,是在戏弄我,还是在隐晦地表露真情,我完全没有头绪。我完全没有发现什么女孩喜欢我的痕迹。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她,否则我很难相信(认可)自己施加的暴力没有遭受到任何惩罚(然而在初中大概一年级一次类似的事件中,我受到了惩罚),但如果真是那样,我会更痛苦。

童年记忆碎片之六

在我的童年时代,零星有些这样的时刻:大脑突然空白,身体忽然失去控制,做出些难以解释的决定。

有点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突然说出一句自己从未预想过的话。又有点像是凭借本能突然抱住(或突然亲吻)一个互有好感但并非心照不宣彼此暧昧的异性,事后才确认相互的情感。但相比于这些,它们又更神秘,更冒险,更失控。因为,往往,在那些时刻,往往是出于恐惧或愉悦,我不仅会交出声带的控制权,也会交出整个身体和大脑的控制权,把自己整个抛出去,将自己置于某种危险(而非仅仅尴尬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时刻渐渐少了。直至今日,完全消失。这也让我感觉自己陷入另一个怪圈:对自己拥有太强控制力(或变得胆小),无论喝多少酒,也能保持安定平和,不急于倾吐内心,不急于追忆往事,而是想着控制自己,不要失态,不要被人窥见最软弱最疯狂的那一面。享受微醺而非狂醉的状态。当你一直想着控制着什么的时候,或者你反而是被什么所控制着。我多么怀念少年时,自己拥有的那种将自己彻底抛出的能力和胆魄啊!尽管此种胆魄甚至和懦弱无知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但后者种种,或许反而是拥有胆气的必要条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吊诡的事实。

那些时刻,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办法彻底解释自己行为的因由。我能做的,只是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加以猜想和揣测,实际上,我更希望通过回忆,找回那些冲动(以及与之相伴的怯懦、无知、得意忘形),和有关冲动的身体记忆。

第一次是在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同父母一起回到乡村老家。我没有见过乡间池塘,亦没有见过池塘边半高的赤裸土堆。生于斯,长于斯的堂兄带我爬上那高高的土堆。随后,我看到他开始使劲往池塘里扔石块或土块。他能够扔得非常远,让土块在池塘中心溅起巨大而美丽的水花。有时候,他还能将扁形石块像飞镖一样抛出,让它在水面上弹跳向前,留下几个小水花,再沉入水中。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水面是透明橡皮泥捏成的,而石块将要越过水面飞往对岸了。

幼年的我的好胜心膨胀了。我也捡起土块向前扔出去,但那土块是如此松散,还没到半空中就解体,分成几瓣稀稀拉拉坠入池塘边缘——有些甚至还没到达水面,仿佛被截落的分体式导弹。

堂兄开始嘲笑我。好像是那些嘲笑我撒尿不够远的同学一样。我没有沮丧,反倒是越来越兴奋。我举起石块,一个又一个地往前扔,没有一个能扔得比大我两岁的堂兄远。

然后,余光观察着堂兄的同时,捡起最后一个大石块,我把自己抛了出去。好像石块比我还重,又好像石块黏住了我的双手,也可能都不是,有可能在预感到又一次失败之后,随着自己扔出的石块一跃而起,期望自己能够超越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石块。总之,我所能记得的只是,我身体前倾,随着我自己扔出的石块飞了出去,落在了池塘边缘。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可笑得就像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一样,只不过那一次更有动感。

但更可笑的是,就算我连自己一起抛出去,我也没有落在池塘里,反而是掉在了池塘边缘。我还记得,我绷紧身体,不敢动弹一下,拼命阻止自己从斜坡上滑落到水里。那时刻,我往水面上看,似乎看到了一大片弧形黑色阴影,仿佛有一条大鲨鱼在水下等待着我。又好像,我终于知道了石块的感受。原来被扔进水里,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爸爸冲下斜坡,把我救了上来。他后来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在那一天,关于爸爸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

第二次是稍大些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学会骑车的时候,跟着几位同学一起去郊游。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辆自行车。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还不会骑自行车的,另一位男生就负责带我。他们让我横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这让我十分恐惧。因为以往爸爸骑自行车带我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爸爸的自行车很高,因此他总会先把自行车停好,再把我抱上去。我从未自己上自行车后座,我也从未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上去,紧紧地抓住后座边缘。然后他骑了起来。他骑得飞快,我感觉他骑得比旁边的小汽车还快——爸爸以前从没有骑这么快过,以前带我回老家时,他总是骑得慢悠悠的,因为我在后面抱着他,生怕掉下来。

恐惧从我内心涌起来。更让我恐惧的是,他还不是骑得最快的那个。其他同学远远地把他抛在了后面。他为了追赶(就像是我为了还击堂兄),踩得更猛了。每到一处减速带,自行车就会猛颤一下。

我感觉他的自行车随时都会被汽车撞倒,或者自己散架,两个人飞出去。每经过一次隔离带,这些想法都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然后,我的神经突然绷断了。我好像预知了毁灭一样,不顾一切地放开自行车的后座,从车上跳下来。落地的过程中,手撑地,手腕骨折了。

我看到自己错位的手腕,看到他的车在远处缓缓停下来。接着一群人围上来……我被送到了医院。我向所有人隐瞒了真相,说只是因为我没有抓好,不小心跌了下去。当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是自己跳下去。弄得那男孩心生愧疚,还给我送了礼物,我一直过意不去。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紧紧抓着后座的把手,不去理会那恐惧情绪,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会被恐惧彻底吞噬吗,我能够坚持到目的地吗?今天的我肯定会那样做(假使我今天还不会骑自行车的话),今天没有人不会那么做。

但那样一个我,看似愚蠢,又一直刻在我的回忆里,让我无比怀念。

记一次春游

早在瘟疫肆虐的冬天,我和旧友Z、H就已开始筹划春游。无奈冠状病毒迟迟不散,三人都宅,于是一拖再拖,直至又一波冷空气入侵前的两三天,便终于不得不出门了。

时间定在周一,地点定在烧香台。烧香台,曾是这座小城学生春游之目的地。之所以是「台」(而非山),是因为它只是块高出地面十来米的小山坡,坡上有片松林,地上则满是松针与松果。松林旁边有一座寿宁禅寺,以往,人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烧香」。不知为何,此地后来却渐渐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场所(周围的土地几乎都已被开垦或被房屋占用)。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里放风筝。

我们已很久没来这里,也没人能提供什么信息,大概其他人也不怎么去了。小时候,班里春游,我们会在这里野炊(每个人都要带锅碗瓢盆餐具)、野餐、唱歌、放风筝,把吊床固定在两树之间,摇来摇去,女生惬意地午睡,男生则在一旁捣鬼;有时,则朝向旁边布满松针和矮灌木的斜坡探险,在凶险的角落捉迷藏嬉戏厮打,然后被老师责难。小学六年,我们好像从未走进那座寺庙。至少是我,未对任何僧人留下印象。这一趟,去寺庙里转转也是很好的。

总之,我们很兴奋、也很好奇。前一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了不少食物,准备第二天来一次惬意的野餐,我甚至还带了一本书。

第二天,出发的时间比预期晚了一个多小时。本就是阴天,过了中午,阳光更微弱了,我们只好顶着阴云上路。我开玩笑说,这才是落寞者的春游。从去年开始,Z一直处在失业状态,而H刚刚辞职,我也是苟延残喘。对于我们三人来说,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追忆过往,也不是积极进取,而是要保持愉悦。我们一致同意,现阶段无论怎么做好像都没什么用。

从城区到烧香台,路途大约四五公里,要经过我和Z小时候住过的社区。我们离开这里已经超过十五年了,所以这次旅途的一大乐趣仍然是看着旧景,聊聊往事和旧友。因为经常帮父母在社区办些手续,Z常回来。而我都快要遗忘这里了。路上,Z谈起这片一二公里见方的国企工厂生活区的变迁。最令我惊异的是医院后面,童年时常流连的池塘花园早已填平,建了新公寓楼。而「俱乐部」,厂里组织职工看电影或开联欢会的场所,也遭遇了相同命运。小学时,我们每年六一节都要化着浓妆,穿着在今日看来令人羞耻的奇装异服,在晚会上跳舞。我们的学校,已被拆了一半,另一半(初中部)的足球场被水泥填平,改成了篮球场。而原来是平房的小学校舍,上面也建起住房。原本围住学校的墙却保留着,这里原来是老师办公室,其他三面墙早已被拆毁,最后一面墙的窗户却未被补上。所以我们看到围住小区的墙开了一扇扇木质窗户,显得十分荒诞。

Z的记忆力令我们十分吃惊。在路上,他不断向我和H抛出昔日同窗的姓名。有些我还有印象,有些我却只记得名字,连长相也记不起来。他说起A的调皮活泼,B的沉稳冷静,C和D小学就已肇端的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说实话,与其说不记得,不如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小学时,我虽常常与大家一起玩耍,但好像从未真正融入那个集体。我的意思是,我好像从未具备和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就我而言,从来都是,走进树林,和亲切的陌生人一起玩耍,愉悦、幸福、忘我,然后离开。我与所有人的关系好像都建立在「事件」,而非「依恋」上。那感觉就好像,做了很多份工,但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份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什么都没有做过一样。我不知道,当六一儿童节的舞台落幕之后,如何与喜欢的人保持联系。

实际上,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没动力:我内心没有那一团「火」。我相信,那「火」可以让我发自内心地拥抱我喜欢的人,让我真诚地探问他们的处境,让我无论做些什么,做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做些如果他们开心,我也会很开心的事情。但我知道那很艰难。理智上,我想要做那些事,但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想——我没有冲动。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从来就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关心任何人。

曾经,我觉得我就像空壳一样。但我又真真想去爱,无论男女,想要忘我地做些跟人有关的事情。我做不到:内心没有激情。我没有那团「火」,我能感受到的只有鲁迅的「死火」……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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