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好东西》与身份的流动性

回想之后，《好东西》 相当打动我的一点是，身份与角色在其中漫不经心流动了起来。

用情境来暧昧或颠倒身份的故事总能打动我，三岛由纪夫有一篇小说，叫作《离宫的松树》，讲一个小保姆总是背着主人家沉重的婴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偶遇一些男人，被误解，浪漫无疾而终，然后懊恼，是工作使她被迫扮演母亲，她被迫体会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负担。

接着她遇到了年少时的情人同他的妻子，交谈之后，她感到遗憾，她因为误解而错过他，这对夫妻告诉她，因为生不出孩子，他们感到很难过。

她找到一个借口，可以抛下这个负担了，然后，属于虚构作品的奇妙时刻瞬间展开，忽然，她将主人家的孩子扔在这对夫妻身边，借故离开，想象婴儿是她和情人的私生子，伴随一种剧烈无比的愉悦与轻松。

在《好东西》里，这个叙事模式要完全倒转过来。

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恋爱速食男眼中，母职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于是小叶为了维系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主动去扮演母亲，又或者，在某种奇妙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也出于爱与关心，她带茉莉去检查视力，在这个过程中，她体会到了为人母亲的责任感与重量，又伴随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自然萌发的母爱冲动，这对她是全新的，她也许不必也不想成为一个母亲，却体会了做一个母亲的感觉，于是她更理解铁梅，她的生命经验也变得愈发丰富了。

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这是虚构或者电影可以带来的某种奇迹。

在《离宫的松树》和《好东西》里，勇气、狡黠和想象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鼓励人们在某一瞬间，抛下自己的角色，投入到另一种角色当中，在内部感受；独属于电影的一项特征是，「扮演」的特殊性，纯粹的扮演，或者似是而非的假装，假装中蕴含的真实，真实带来的丰富，丰富背后的痛苦，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完整呈现出来。

在某一类喜剧里，身份、角色往往是暧昧的，作者可以通过身份的颠倒、互换来体现差异，在反差中制造笑料，《好东西》让我感动的是，它没有用这种颠倒制造笑料，或者解构、夸大和颠覆现实（霍克斯的神经喜剧），而是在加深理解，用一种情境，让一个人，更深入地理解另一个人，而不是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语言，《好东西》也很好。

金爱烂说过，对他人的想象力就像便利贴，只有微弱的黏着力，但我们还是不能停下来；金爱烂所说的想象力，也许建立在叙述、倾听和观看之上，但如果因为某种力量，一个人不自觉地滑入某种身份中，也许会很美妙，因为只有体验，只有开始扮演，只有将想象力赋予自身的行动，而不是大脑当中，理解才能变得更深刻。

这是戏剧与文学的差异。

当然，对于《好东西》，我们也不过是观看者，只是我们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卡萨维蒂的《丈夫》与滨口龙介

又看了一遍卡萨维蒂的《丈夫》和滨口龙介的硕士毕业作《激情》，确实感受到了这两部电影之间深度的创作关联，同时《激情》 没有第一次看感觉那么好了。

两者都试图呈现一种极端自由夸张的即兴表演状态，三两个人，在摄像头面前，几秒钟之内，便可以游走在几种完全不同的极端情绪状态中，通过这一点，一方面导演试图描述：人处在一种放纵的（消极的）情感自由中，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内阻力（inner resistance），他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子——到底是吸引人，还是令人厌恶（看这些表演时，会有一种拘束的灵魂放松的自由的快感）。

同时，人物也会不满足于其他人的沉默，他们用暴力行为去破解另一个人的拘束、矜持和虚伪（原片用的词是not honest，但又不同于sincerity，因为这种真诚往往带有一种灰冷色的和又酸又苦的嘲讽和自嘲，同时还带有暴力性）。

另一方面，人的灵魂好像是空气一般散开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不是凝聚在一起的，有一种在地狱边缘濒临解题的消极放纵状态。

《激情》 之所以不如《丈夫》，原因在于，在《激情》里要通过两个小时的戏剧结构、游戏设计、情感推进去激发出来的一种状态（在压抑的日本社会，你很难相信人会这样），在《丈夫》里面，却是一种自然而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呈现出来的表演状态（电影里英国女人假装说她讨厌美国人的直率和大胆 – bluntness），所以《激情》的表达效率其实很低（为了呈现日本人的这种状态，必须要加很多背景介绍、人物说明和情感的铺垫），它大部分内容是戏剧，只有最后五分钟才接近《丈夫》全片所弥漫的一种迷人的情感状态。

记三只蟹

今天我收到父母寄过来的四对大闸蟹，四公四母，在处理它们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在烹饪中处理活物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甚至会有心理创伤，大闸蟹寄过来的时候，有四只公蟹，四只母蟹，分别安放在两只长条的塑料盒子里，它们身上被类似于稻草的植物缠裹住，但绑得不很牢，公蟹很大，身体大，钳子也大，母蟹要明显小一些，为了维持它们的生存，周围都有冰袋。

在打开盒子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些不适，因为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它们已经麻痹或者昏迷了，它们的身体在微微地颤动，试图在绑缚中伸展八只蟹钳，好像在伸懒腰一样，还有一些蟹会吐出泡泡。我感到害怕，因为我稍后必须要直面它们，我想起之前在处理活虾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让它们失去意识，直接剪掉它们脑袋的场景，这让我感到很难受，因为比起虾，蟹看上去更复杂，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场景。

如果放生，似乎也没有地方可以放生，或许会带来什么生态问题，我也没法把它们扔掉，或者送人，好像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用最温和的方式吃掉它们。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部英国电影，或者是美食节目，在电影里，主角也感到某种相似的负罪感，他们为了让虾、蟹失去直觉，将其浸在冰水里，使它们陷入一种休眠状态，接下来，我又去网上搜寻到信息，网上说，要是把它们浸在零度左右的冰水里超过二十分钟，它们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候是蒸蟹的最好时机。

我仿佛得到拯救一般，采取了网上提到的方法，拿来一大盆带着冰块的冰水，把四只母蟹先放了进去，我感觉到母蟹体积比较小，看上去更好处理，所以剩下四只公蟹被我留在客厅的餐桌上。

等待了二十分钟，我回到厨房，发现大部分母蟹都已经陷入麻痹状态，我试着把它们从冰水里捞出来，放到蒸锅里，但由于蒸锅太小，一次性只能蒸三只蟹，所以有一只母蟹被我留在了冰水里，而当我提起第三只母蟹时，发现它已经挣开绳索，四肢舒展开来，似乎想要延伸到其他什么地方，绝对不是蒸锅，而且明显，它目前还很清醒。

此刻，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再次将它绑起来，然后扔进冰水里，直到它真正麻痹，或者死去，要么直接蒸掉它。

我很害怕，因为我不懂怎样捆绑一只大闸蟹，我也很害怕在捆绑的过程中我会和它产生某种冲突，我会受到伤害，或者陷入某种激烈的搏斗当中，被迫残忍地杀死它，我也害怕麻烦，怕自己的时间被浪费，所以我最后选择直接将它放入蒸锅，塞到其他已经被绑好的螃蟹旁边，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它还有一定活性。

我在网上查到，如果螃蟹在蒸煮时翻身，蟹黄会流出，弄脏蒸锅，在小心翼翼地调整它的姿势、或者给它翻面时，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感到不适，仿佛我在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有时候我还不得不掀开锅盖，去调整它的姿势，我又感觉自己很虚伪，因为缺乏耐心而遭遇了一种无法逃脱的魔障。

等我回到客厅，想要把剩下四只公蟹按照网上的教程浸泡，然后放入冰箱保存的时候，却发现公蟹只剩下三只了，三只公蟹之间有一堆空的绳索，这让我感到非常恐慌，我把它们放在客厅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已经被绑好了，不可能会跑，这些挣脱后剩下来的绳索周围却没有二维码标记，实际上，商家在每一颗蟹上都绑了一个塑料的QR码牌子，用来识别每一只蟹的身份，证明是它们来源的可靠，但是这个牌子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这只蟹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就逃跑了，还是躲在了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压根就没有第四只公蟹，是打包的工作人员疏忽了，但当我检查我分享给朋友的照片时，我发现公蟹确实有四只。

还有一种可能，我刚才去楼下扔外包装的时候，由于这只蟹隐藏在那些垃圾里，它被我直接扔到楼下垃圾桶里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恐慌，因为我觉得它最有可能是趁我在处理母蟹的时候逃走了，但我不知道它逃去了什么地方，我在沙发下，餐桌下，厨柜下，都没有找着, 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这只螃蟹的踪迹，我不知道它是逃走了，还是被我扔了，因为这件事已经无从证实了。

而且我内心产生一种负罪感，即使让我去追，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地把它抓出来，我也会觉得很难过，我在心里想，也许这就是属于它的命运，就随它去吧，如果努力把它找出来，我的负罪感会更强，但当我想象这只螃蟹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害怕，我害怕它会来报复我，或者它会在某一刻不经意地出现，出现在我的床上，或者家里的任何地方，我总觉得它躲在某一个隐藏角落里，而它带着某种恐惧和恨意，尽管我知道螃蟹不太可能对一个具体的人产生恨意，它只会产生一些本能的应激反应（或者在死后释放某种腐臭难闻的气息），但是我还是会把人的感受带入到它的心中，这让我觉得很难过，很焦虑，更重要的是，我似乎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好在剩下三只公蟹身上散一些冰块，然后浇上冰水，像网上所教的那样，把它们放进冰箱的保鲜层。

回过头来，当其他三只母蟹被蒸好的时候，第四只母蟹静静地待在冰水里，它也挣脱了绳索，但这种安静却也带给我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我不想再去费力地绑它，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它放进冰箱，想到这一点，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不如直接把它单独蒸了，省去所有的麻烦（既不用绑缚它，也不用保存它、照顾它，更不用冒着再次失败的风险用冰水麻痹它），尽管这种想法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糟糕，但我最终还是选择这样做。

然而，当我抓起它准备放入蒸锅时，它的反应非常令人震惊，尽管我将它放在冰水中已很久，它仍然表现得很有活力，第一次接触时，它就用钳子夹了我一把，把我的大拇指刺伤了，展现出一种强烈的防御姿态，每次触碰它时，我都小心翼翼，因为它随时准备反击，我让它继续待在冰水里，将它拿起来几次，测试是不是能躲过它的攻击，这种感觉让我感到一阵厌恶和恐惧，迫切想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再想学习如何绑住它，想要直接将它扔进蒸锅中蒸熟，这样它就不会再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和焦虑了。

可是当我最后一次拿起它，试图将它扔进蒸锅里，它迅速地移动，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活力，试图从蒸锅的边缘爬出来，结果它真的爬了出来，在厨房的操作台上迅速地横向移动，我有些手足无措，抄起一双筷子，想要把它夹进小蒸锅里，然后把锅盖上，但是它用钳子死死地夹住一只筷子，另一只钳子就紧紧地夹在放置海绵的金属架上，怎么也不愿意放开，我使劲地把它往我这边拉，但是我发现，除非我把它的钳子给拉断，否则它是不会松开的，我只好放开，任凭它自己慢慢松开钳子，然后我迅速地把它再次夹起来，扔到了蒸锅中，匆忙地盖上锅盖，这一次，它反倒不挣扎了，只是乖乖地蜷缩在蒸锅托盘的一角，好像耗尽了所有的生命力，然后我就盖上了盖子，静静地等待它被蒸熟。

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随时闻到一种奇怪的腐臭味，但又好像没有，然后我就完全失却了吃蟹的心情。

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中，「道德」何解？

法国导演侯麦的知名电影系列 six contes moraux 一直都被翻译为「六个道德故事」，即使在英文世界，它的标题也是 Six Moral Tales。似乎这个电影系列紧紧跟「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我在观看这一系列时，一直很少由电影联想到道德问题。不论在文学还是电影中，「道德故事」在叙事上总跟「教训」密不可分，作者在结局设置情节，惩罚道德或性格有瑕疵的人物，用以教化。因为汉语有时会混淆道德和伦理——从另一角度来说，six contes moraux 也没有像《十诫》一样，探讨复杂的现代伦理问题，而是专注于个人情感与欲望的张力，或者是探讨信仰的坚定性（现代人脆弱的信念）。

取 moral 的另一个意思，「寓意」，也很牵强。很难说 six contes moraux 对于观看者来说有什么正面教益，或者单一的寓意。相反，侯麦的创作与寓意截然相反，它们都是更现代的电影文本，通常拥有敞开式的解读结构。不管怎样，至少「寓意」比「道德」更接近电影。

反倒是侯麦的早期作品《狮子星座》更像是一个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皮埃尔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受到惩罚，这是真正的道德训诫。从结果来看，尽管侯麦的叙事和表达要显然比平常的道德故事更复杂，但《狮子星座》显然还是遵循了道德故事的基本框架与叙事结构。

结合《狮子星座》，不难理解侯麦在系列标题中使用 moral 这个词。显然，《六个道德故事》在某一方面延续了《狮子星座》的视角，其中一些故事主人公因为自己的信念而失败或受嘲弄，尽管叙事惩罚的强度和模式都比《狮子星座》低得多，整体风格更加轻快和喜剧化，但并不全是这样，也有叙事者自认为成功、坚实维持自己信念的例子（即使只是看上去），比如《慕德家一夜》与《克莱尔的膝盖》。在这些故事里，现实意义的道德惩罚已经轻微到不可见。就算作者用反讽来让这些人信念与生活之间的落差现形可被看成一种揭露，但这种模式早已离「道德故事」十万八千里了。与其说是「道德故事」，倒不如说是「心理小说」，或者 psychodrama 。

在为小说版 six contes moraux 写的前言里，侯麦自己也谈到了自己取这个标题的原因。他在前言里说，「这些『故事』之所以自称为『道德故事』，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说没有身体动作：一切都发生在叙述者的头脑里」（《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从这一语境来看，将 moral 翻译「道德」说不通。反而是和法语中 moral 作为形容词的另一释义：精神的/心理的（mental）有关。

法语里有一个短语 avoir le moral dans les chaussettes，意思是 moral 掉到了袜子上，形容心情十分低落。douleur morale (mental anguish) 是指精神极度痛苦。所以在six contes moraux 中 moral 并不是指道德，而是指人物的内心，至少是观点。因为侯麦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主人公有点像唐-吉诃德，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许并没有小说。第一人称的解说，不是想揭示内在的思想……而是毫不含糊地明确主人公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当做是作为作者和电影人的我所瞄准的目标」（《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

在这里，侯麦的创作和「道德故事」拉开了巨大的鸿沟，一般的「道德故事」是在惩罚行为不检点或者性格有问题者，而侯麦，作为无所不能的创作者，则是在探讨人的观念，他轻微地惩罚（有时则奖励）持有某种观点的人，或击碎好幻想者的幻想。他的作品里，并无任何实质的行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侯麦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有着深刻而紧密的关联。《绿光》的结尾，女主角在读的就是《白痴》，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侯麦也融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温顺的女性》。这体现在他们都着重描述人物脱离现实的幻想，或者某种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同点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个时代的人，陀氏更加沉溺，而侯麦则活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一方面迷恋这种幻想，一方面又拥有抽离的视点，让这些幻想有了小小的后果（不很严重）。

正是这种暧昧的距离，构建了侯麦电影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而「道德故事」对 contes moraux 的翻译，虽然中规中矩，却完全无法体现侯麦的双关原义，甚至偏离了这一系列的主轴。要我看，倒不如翻译成「六个心理故事」或者「六个幻想故事」，甚至「六个白日梦」，都要更好些。

读《周作人传》

近日读钱理群《周作人传》，印象最深大概便是他对于女子足部的过分关注。通读下来，我产生强烈的直觉（没有充足证据），他一定有很深的恋足癖。

能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细节有二。

一是刚到日本时，他关注到的便是一位少女，乾荣子，那是鲁迅寄宿的伏见馆馆主的妹妹，在馆内兼作下女。这位让周作人在青年、中年与晚年都魂牵梦萦过的女性之面容，他并没有看清楚，他所留意到的只有她的一双赤足。在周作人生长的时代，他在中国恐怕只见过妇女的小脚，而乾荣子拥有的是一双自然美丽的天足，可以毫无顾忌地裸露在地板草席上轻盈行走。这双赤足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性幻想通道，让他迟至晚年时还念念不忘。脸，他未必记得，但足，必定还是久久停留在他脑中。

二是周作人在散文里描述“盐豆”这种故乡吃食时所用的比喻：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

读时我便被喻体所震撼，是如何跳跃的想象力，才能将用草纸包好的咸豆比作女子的纤足。在我看来，这几乎不是恰当合宜的比喻，而只是隐藏欲望的发挥，就像是一位电影导演在作品里给了一对（或两对）足长时间的特写，并非为了表达什么，而是单纯迷恋那一对足罢了。

周作人在他贬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里极度反对女子缠足，其投入的篇幅与溢出的愤怒远比其他话题更甚，鲁迅关注娜拉是否出走，而周作人却更关注女子是否放足，比起经济独立，他更希望女子解放她们的欲望（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解放欲望）：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堆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者类似的小脚。

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

我怀疑，此种精力与动力，更多出于他的恋足癖，出于对能唤起他性欲的事物被摧残的愤恨与遗憾。

除恋足以外，周作人令我记住的还有他之冷漠与冷血。他骨子里缺乏热烈的感情，鲁迅曾说，即使是周边有孩子哭闹、妇人詈骂，周作人也能看得进去书。他天然就能把世界与自己的情感与兴趣隔离开来。周作人和鲁迅一样，非常固执，但他没有鲁迅的热血，假如鲁迅的内心是“死火”，大概他的内心连将死之“火”都没有。

周作人的妻子羽田信子去世以前，两人持续地互相詈骂、争吵，无端责怪，这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让我无法相信的细节是，在信子突发重疾被送至医院的那几天，周作人每天都“坐家中”（大概还是要读书写作），由子女轮流探望照顾，直至“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才与众人前往医院一看。

这背后大概隐藏着强烈的憎恨吧！所以，其实周作人也有着强烈的报复欲，但对于亲密之人，他并不辩解、并不论理，也不报复，而是会将憎恶与恶意隐藏起来，直至某一天，用极端冷漠且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旁人未必能意识到，恐怕只有当事人（如果未死）才能体会到其烈度与强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作人在和鲁迅断交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除了对鲁迅的詈骂和殴打以外（鲁迅并无还击），还有亲生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不相往来。直至鲁迅去世，周作人才开始写有关他的文章。在日本时，鲁迅常逼迫他译书，在不够勤奋时，还会打他。从小到大，鲁迅均是个苛刻、难以相处的兄长。周作人对此未必没有怨言，但他从未表达，只是不知道他积蓄了多少愤恨与委屈才有最后的那一番行动。

将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我甚至觉得，任何恋足癖（或者其他恋物癖）背后隐藏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冷血。恋物，疯狂迷恋某种装饰物、人的局部、姿态，并不在于这人是谁，只要他穿着某种特定的服饰，露出躯体的特定一部分，摆出特定的姿态，即足以引起恋物者的幻想——他们并不关注人。恰如周作人，他从来都为趣味活着，为物与书活着，而不为人活着。所以恋物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对人的漠视，对情感的漠视，是否隐藏着极端的冷血（与好斗）？

从传记可以看出，不仅好斗，周作人还非常固执。他几乎不可能因为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即便是抗日战争期间叛国投敌的事情，他也坚称自己不后悔。我和他一样，性格中有某种极端固执、好斗、记仇的因子，有时又很冷漠。所以看周作人的传记，有时就像照镜子，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钱理群说，他的自我保存得很完整，后来新中国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知识分子，却也没有让他的自我有任何改变（参考丁玲）。他对于现实与历史的看法如故，而他的很多同辈和后辈全都在内心深处屈服了。我想这方面我和他有点像，但谁又能说，这种自我的坚固背后不是某种冷漠和残忍呢？这是我对自己的反省，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周作人那样的人。

古生物寓言四则

1-演化论

从胚胎来看，动物可简单分为两种：原口动物，后口动物。简单来讲，原口动物只有一口，进食与排泄全凭此口；后口动物则有两口，进食为一口，排泄为另一口。

人类是后口动物，便嘲笑原口动物之低级，其口之肮脏。殊不知，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任一个体皆须经历原肠期（即只有一口的时期）。人类受精卵亦如是。我们全体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拿口当肛门的阶段，然后于尾部重开一口（即后口），专用于进食。因此，如果胚胎期也算童年，嘲笑原口动物也即嘲笑我们自己的童年。

另外，肛门是「原口」，嘴巴是「后口」：存在先于本质，肛门先于嘴巴。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排泄能比进食更多让人体会到存在的痛苦吧。

2-飘零学

海百合（Crinozoa）实为动物，以形似百合花得名。海百合全部海生，大多以茎固着于海底生活，最早出现于寒武纪早期（距今5.4亿年左右），繁衍至今。

海百合的身体实在太沉重，扎根海底本是它们的宿命。可是偏有一群海百合不安分，它们附着生长在无根的树干上，随着树干在海面上漂浮。

生物学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假漂浮」。

3-颌之诞生

动物之进食，全仰仗颌。没有颌，嘴巴便无法上下开合，有了颌，动物才能主动取食。

其实，早期动物是没有颌的，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动流入口中。

有些动物甚至无法自由移动，然而它们竟然还是没有饿死。

4-灭绝论

关于恐龙的灭绝，还有这么一种说法：

白垩纪以前，恐龙的蛋是很薄的（所以从未发现化石），这往往有利于恐龙宝宝破壳而出，却不利于它们在胚胎期得到庇护。从白垩纪晚期开始，大概由于某种自然选择因素，恐龙蛋越变越厚，越变越硬。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幼小的恐龙胚胎便再也无力冲破坚硬的蛋壳层，于是纷纷死去。

恐龙无法诞下有能力冲破蛋壳的宝宝，恐龙就此灭亡。

——逛自然博物馆记

一件小事

今天上班累到极限。下班，挤在公交车上，我面前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皮肤枯槁的女人。她穿一件花格子短袖衬衫，和我一样汗涔涔。看着她，又往背后看看，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我想对她说，我给你100块钱，你能把座位让给我吗？有什么不可以呢。

几分钟后，我真那样做了。老人惊愕地接过我的钞票，急促而慢地挤到车厢远端。坐下来以后，我抬眼看看四周。乘客们未能如我担心的那样，恶狠狠给予我教训，告诫我不应当颐指气使，任性行事。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此事，而是专心地盯着手机屏——注意到我的那些人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只是时而诧异地盯着我。我知道我不能回避他们的眼神，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犯错，我自己也会不舒服。所以若发现他们有谁盯着我看，我就死死地盯回去。当我坦然地盯视着他们的眼睛时，他们反而都害怕了。无一例外，他们又各自玩起手机来，仿佛忘了这件事。

几分钟后，车到站，又涌上来一大批人，车门勉强关闭后，车厢里几乎是摩肩接踵了。我坐在座位上，又看到了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她慢慢从车厢另一端挤回来。不。与其说她是自己挤回来的，不如说她是被那些想要下车的一拨一拨人给推回来的。她又站到了我的面前。她扭捏着身体，微屈膝盖，身体向前倾，一只手摸着额头，另一只手扶着我座位的把手。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她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似乎想要表明自己受了委屈。但附近早已换了一批人，已经没有人记得她曾经是我座位的主人了。我知道，没有人会为她说话了。

谈包皮

包皮对于男人有特定意义。还是说清楚好。

有些男人包皮短，一出生龟头就裸露在外，有些男人包皮长，孩童时期稍有不慎甚至会粘连龟头，影响发育（性功能），是为包茎。

本人幼时就做过包茎手术。不打麻药，医生手拿镊子与手术刀，将已经长成一体的包皮和龟头硬撕扯开。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惧与疼痛，我后来只体验过一次——鼻中隔偏曲手术时，（半麻的）我清醒地看着医生用刮骨刀刮下我鼻梁上的一块骨头。

如若没做过此手术，可称得上幸福。但即使做过，也只需静待成长发育，可高枕无忧了，无非是在恰好撞上时，褪下裤子，请医生看看发育情况，大体上是没问题了。

从今往后，只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包皮过长，是否要费力割掉。

产生此困惑源于无数次在厕所小便时偷瞟到旁人的下体，无包皮者居多，有包皮者少。他们解开拉链即可尿尿，通常水力强劲，无远弗届。而有包皮的我，尿路却因为包皮的阻挡，显得犹犹豫豫，含羞带臊，有时还滴滴答答。小时候男孩总会攀比尿液喷射的距离，我因为自己膀胱缺乏弹性又有包皮而敏感自卑。

包皮也会带来很多卫生问题。小时候，因为被包皮包裹着而不透气，不常翻开的龟头上总会长出许多恶臭的白垢（现在倒不会了），如果不定期清洗，发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更多时候，我认为包皮是成人的标志。如果在小便池前无意间偷看到一位无包皮又大的男士，我便会对他高看一眼。所以在公共厕所小便时，如若旁边有人，我总会因为心理障碍而无法排尿。

但包皮也有好处。它一直紧密保护着龟头和阴茎，让它保持着脆弱与敏感。没有包皮的龟头，就像离开大观园的贾宝玉一样，早就因为一次又一次同内裤（社会）发生的酸胀接触而变得麻木不仁了。

换句说话，包皮保护着我的龟头免受创痛和伤害。所以在自慰或者性交时，它总会更敏感，它总会为我带来更多的兴奋与快感。当然也更快，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还有避孕套。

但某一天我还是感觉到了割包皮的必要性。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伴随着任何特殊的事件。很简单，只是很闲，无事可做，便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不想做男孩了。我上网查询包皮环切手术的价格与注意事项，惶恐地预想着术后疼痛感，又因为联想到小时候的包茎手术打了退堂鼓。

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像一直未拔掉的智齿一样，我身上也一直残留着未割掉的包皮。我突然很羡慕那些生来没有包皮（或包皮短）的人，或者那些年幼时就要进行割礼的男孩，他们的阴茎不必因敏感而脆弱，至少他们不必思考是否应当割包皮这个问题。这是个磨人的问题。

工作以后，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因为自己的敏感和脆弱感到不安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割包皮的问题。是否身体会影响心理呢？是否身上的包皮不割，心里的包皮也割不了呢？是要保持敏感和内心感情的微妙丰富，还是变得迟钝一些，多一点行动力，延长一些做爱（做事）的时间。

这个问题我现在依然不知道，我也没法知道，因为我依然不想割掉自己的包皮。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会消失，但我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我希望它像蚕蜕皮那样消失，我不希望它被割掉。

有时候我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在当代不如改成「割包皮还是不割，这是个问题」。

「回老家」

2020年12月19日，爷爷去世，贴出往日一篇小文寄托对于他的哀思。坦白地说，虽然他的死亡让我感受到某些沉重的心绪，但我对他并没有感情，他过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关心的反而是父亲的感受。因此，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谈爷爷，不如说是在谈父亲，因为我根本对爷爷一无所知。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会跟着父母回老家。谈到「回老家」，其实很奇怪。我家住在县城里，而老家就在离家大约十几公里的镇子上。后来，父亲每次说起老家，以及在老家独居的爷爷时，那口气就像是在说一个两千公里外的地方。好像回去一趟，是一件特别费劲、特别了不得的事情。但仍然，我们每年只回一次。

每次回老家之前，父亲也会搞得特别隆重。一般是中午去。早晨六七点起床，他就开始翻箱倒柜，搜寻可以带回老家的「用不着的东西」——衣物、棉鞋、生锈的电饭煲、刚腌好的腊鱼腊肉、濒临过期的零食、散落在家里各处的吃不完的感冒药，恨不得把家里挖个底朝天。衣柜里，床板下，冰箱深处，他全都要仔仔细细检查过后才心满意足。

妈妈总是会被他吵醒，嘴里一边嘟囔，一边被他强令着一同「寻宝」。有时候，妈妈会生气。因为父亲总会把一些妈妈珍视的物件当作「垃圾」塞进要带回老家的麻袋里。每到这时，总免不了一顿争吵。

我们通常会打一辆出租车回乡（父亲一生害怕开车，因此从来就没动过买车的念头），将两三个麻袋、两瓶好酒一股脑儿塞进后备箱里。

父亲特别爱和司机聊天。一上车。仿佛忍受不了沉默，他就开了话匣。半小时车程，收入、家庭、工作强度、乡里如今的状况、本县的经济和就业、天气、国家大事、附近的养老院、新农合医保，他会说个遍。那时候，我一直会以为汽车是有魔力的，以为人一到了车里就想说话。但这魔力又只对成年男性有效。因为在父亲和司机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和妈妈总是昏昏欲睡。我依然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兴奋。

我从小就知道，隆重的开场并不总是导向华丽的结尾。我每次回忆起随父母回乡的场景，那感觉就像是性交时，漫长而惬意的前戏之后，令人失望的迅速射精一样。特别沮丧，但又无话可说，无人可怨。

父亲和爷爷没什么话讲，这是我早已明了的事情。但每一次，我都会为停留时间的短暂而吃惊。父亲总会让出租车停在村口，嘱咐司机稍等。然后带着我和妈妈走下公路，抱着大小麻袋、塑料袋，穿过村里狭窄的小巷，来到爷爷门前。

爷爷会从那座三叔走前新修的二层小楼里走出来。刚才健谈的父亲看到他，就突然变得沉默了。他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那叠现金，塞到爷爷手里，然后嘱咐爷爷按时吃药。接着，简简单单寒暄几分钟，便以出租车的等候为借口，逃似地离开了。

在那短暂的几分钟里，父亲总是会从柜子里翻出那些去年带来如今早已过期的奶粉或是其他食物，责问爷爷为什么不吃。或者他看到爷爷仍旧穿着那穿了十几年的破旧不堪的藏青大棉袄，看到漏出来的棉花，他也会责怪他：「不是给你带了羽绒服吗，拿出来穿啊。」爷爷则总会说：「穿这个舒服些。」能看出来，爷爷很局促。在儿子面前，他不像个父亲。反倒是像个无地自容的犯人。那一问一答，跟审问一样。

爷爷不会做饭。奶奶去世以后，爷爷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每次回到老家，我总能看到一层客厅里摆放着的泛着油花的、只是用水煮过的蔬菜汤，以及放干了的一碗煮豆皮，或是电饭煲里的不知放了多久的半锅米饭。那间客厅，同时也供奉着奶奶的灵位和照片。照片放在屋子左侧的木桌上，正对着右边的餐桌。奶奶的眼睛永远盯着那一堆勉强可称作食物的东西。我很心痛，我觉得如果这世上真有鬼魂，奶奶应该会很煎熬。

每次见到他，在父亲的要求下，我也会喊一声爷爷。后来我长大了，出于责任感也会主动喊他。但除此之外，我就没办法和他交谈了。对我来说，他遥远得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他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学，他也不知道我几年级或者在哪里工作，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食物，也不知道我对什么过敏，他不知道我谈过几段恋爱，也不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谁。除了每年回乡的这短暂十分钟，我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我总会想要接近他，和他好好聊一聊。但对我来说，接近他的难度好像远超过任何一位小区楼下的老爷爷。

妈妈总会抱怨他脑袋不清楚，或是对我根本没有感情。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父亲总是疯了似的，简单告别就一言不发地往回走，好像是要抛弃着些什么，好像是无法面对现实，要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这很孩子气，但又不。因为他已经尽到责任了。至于爷爷是不是享受着他带来的好。那是他的事。

我没办法，只能跟随着父亲。

童年记忆碎片之十

高中时最耀眼那位社交明星是我小学同学。我很晚才知是她。那时她身边总环绕着少许高大帅气的篮球少年，他们对这个世界满脸不屑，令人望而生畏。

朋友试图接近她，只换来一顿殴打。我已记不清他被打得多凶，只忘不了从厕所回来时他满身的烟味。事后他仍执着追求她，即使不再敢，也温柔而狡黠地陪伴着，仿佛游击队员。她既不拒绝他的陪伴，也不主动陪伴。后来我一想起他们，总联想到“哆啦A梦”：朋友是大雄，她是静香。那时我并不这么想，高中生是很难想到“哆啦A梦”的。

时至今日，“静香究竟怎样想”也还是一个谜啊！她在高中的下落是另一个迷，小学时不是静香的静香是怎样变成初中高中的静香，小学的静香又去了哪里？“静香”就像“研究生”、“公务员”一样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吗？静香在成为静香以后，自己也为名额所限制吧！有多少静香最终能升入高中呢？所有这些静香，在长大以后，又去了哪里？我们会在哪里和她们重逢？

我的朋友喜欢她，我对她的美却毫无印象，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小学时一次尴尬事件，而之所以再想起她，则是因为长大后另一事件。

第一件事大概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我坐第一排，她坐我正后方第四排。某刻，课堂忽然停顿，大家窃窃私语。我扭过头去，看到她羞怯而扭曲变形的脸迅速埋进书堆里。同桌偷偷告诉我，她是尿裤子了。老师走出教室打电话叫家长，留她一个人低头供人围观。

冬天，黏腻潮湿的秋裤与内裤粘在一起，贴在皮肤上，尿液浸透一切，慢慢地从鞋面滑落到地面。她没有逃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任尿液滑下，积聚成一潭安静的液体，等着不情愿的值日生来清扫。她大概无助地被人围观着。

这事件对我着实是个打击。我难以想象同龄人竟会如此，因为我很小很小时便不尿裤子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龄孩子尿裤子也是件正常事，简直出乎意料！从小“控制力”强大，在课堂上在父母面前紧绷着，连膀胱和尿道也乖乖闭锁，不敢动弹，所以我才无法理解她犯的错误吧！

怎么还会有那样会“放松”的孩子啊，后来我想。他们如一滩行走的泥，随时可以瘫倒在什么地方。我起初鄙夷他们，随后羡慕他们。膀胱自由、尿道自由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自由放松的人在这里总是要受围观、被人评价的，不管是尿裤子式的放松，社交明星式的放松，或是其他什么放松。

随后不久，她就转学了。我既不知道转学是否与“尿裤子事件”有关，也不知道“尿裤子事件”是否与她成为社交明星有关。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学毕业后。春节回乡，我和那位朋友去咖啡店闲坐。走进一家位处二楼的咖啡馆，还没来得及点单，朋友就急匆匆地拉着我逃出来。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吗，招待我们的女服务员就是她！我说完全没认出她来。那是她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她！我想回去看看，他拉着我不让我回去。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趁机跟她说说话叙叙旧呢，你以前那么喜欢她。他并不回答。

童年记忆碎片之九

我自然也被霸凌过。上学时，我也曾恨某人到牙痒，在脑海里杀死他几千遍，死法不相同。那时，他就坐在我前方，经常转过头来跟我同桌调笑。我当然也记得恨的滋味，可是被欺凌的细节实在忘得差不多，只能忆起事后那次可笑的相遇。

相遇发生在事过境迁很久以后，在那些时候，我才能从压抑中稍稍解脱，有勇气选择将部分事实刻在脑海里。或是在那些时候，我不再将他们当魔鬼，而是当人来看待。或者是那事件实在有些滑稽。

人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滑稽的，而非痛苦的场面，不是吗？

早自习后，大家挤在教学楼下买早餐。我也一样。看到他后，我身体忽然紧绷起来，心跳加速。我想要假装他不存在，转过头去。我局促地抓住那根油条，但他的手也跟过来，他还想买一个茶叶蛋。我缩在一边，一动不动，想等他走后再买。半天我才发现，他缺五毛钱买那茶叶蛋。他找来找去，也找不出五毛钱。他转头看到了我。

“快快，借我五毛钱，下午还你。”他用急促的语气对我说。

我愣在那里，我那时已不恨，但我想起了“恨”这种情感——我应该背叛它吗？我只记得我掏出五毛钱后，愣了很久，既没有把钱给他，也没有把钱收回去径直走开。我只是呆呆愣在那里。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决断。

他看我愣半天，脸上的茫然神情缓解些，好像想起什么，然后用轻飘飘的口吻对我说了一句：“好好，对不起，行了吧……”，接着便把钱从我的手里夺了过去。他的动作不算大，但我没有反抗。

他大概早忘了我，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长大以后，我在街边慢跑，遇见了他，我们对视。即便十年未见，我仍然能一眼认出他。他在盯视我半天后，放弃了思考，径直往前走。我在犹豫后，回头喊了一声他的名字（那时我当然比借五毛钱时要更放松了）。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是想起什么，但还没来得及等他吐出我的名字，我已跑远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经历，很多年，我永远能一直记得那些性情、说话方式类似他的人物，时髦、自信、骄横、对周围的人漫不经心而又充满掌控力，不论男女，或者不需要性情相似，只需要他/她能让我觉得自卑或害怕就够了（我把他们称作“自信的城里人”），我总能记得这些人，他们就像被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并不是我想忘就能忘得掉。但我猜他们也许早就忘记我，因为我总能想起那些话：“好好，对不起，行了吧……”所以我总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即使我甚至没和他/她说过一句话，即使哪怕没有一次对视。

外公的书与诗

外公很爱写诗，但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诗。只有我知道一点点，他写的大概是近体诗，五七言律诗或绝句，人们有时把他写的那种诗称为“老干体”。

当然，后者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从未读过他的诗，他也从没和任何一位家庭成员谈起他的诗作。也许他写的诗很新潮，也许他的诗深有寄托，但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我所能知道的是，我能理解他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心情。在他去世以后，外婆对我讲，他第一次投稿成功拿到稿费之后，没有将那张面值十元的稿费汇款单拿去银行兑换成现金，而是久久地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作为纪念品保留着。我比外婆更能理解他的心情，只是如今那张汇款单，连同常常出现在他书桌上的诗歌刊物，都早已不知去向。

很多年后，当我后知后觉地爱上文学，总会回想起这件事。如果我要从家族中寻找文学同好，那外公便是唯一那个。

我从未读过外公的诗。即便如此，我一点也不为这件事遗憾。我感到遗憾的另有其事，那便是外公拥有的满满一书架书，我从来未曾染指。我为他对文学的热爱感到兴奋，更为他的藏书感到兴奋。

他的书架不在书房，而在卧室，所以有时我只能偷偷溜进去，抬起头仰望那高高的书柜。那书柜锁起来，被玻璃门保护得严严实实，我踩在椅子上踮起脚也触碰不到。书柜里有很多书，大多是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小说名著，有《红楼梦》，有《三国演义》，有《水浒传》，有《三言二拍》，有《儒林外史》，有《聊斋志异》，有《官场现形记》，有《老残游记》，那时候我只能记住这些书，我看到的也只有这些书，更高的书，我看不到，也看不懂。

他去世很多年之后，在一次亢奋购书的沮丧空虚中，我才想起这些书。我问外婆和舅舅，那些书还在吗？他们说外公去世后，老房子已经卖了，那些书都堆在新房子的角落里，正愁没地方放呢，希望我能够把那些书都搬回家。

我内心很兴奋，我觉得这些书的到来可以填补在618或双11购书未能获得最大优惠的遗憾，或者有了这些书，我可以把更多的书卖掉，获取一些现金——我当然不好意思卖掉外公的遗物。

于是我的房间里多了好几堆书。检视一番，我觉得要对外公的认识要改变了。因为他拥有的书，远不止几本小说那么简单。我从那堆将要或已经发霉的旧书里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全套《汉书》《晋书》，全套《史记》，全套《资治通鉴》，“唐宋词唐诗宋词明清词魏晋南北朝诗经元诗……鉴赏辞典”……

我翻开那些书，想要找到一些阅读的痕迹，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虽然这些书本都已泛黄发霉，但内页仍然轻薄崭新，丝毫没有翻动的痕迹。我笑了笑，感慨外公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只买书不看书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这样的片段：他带着眼镜，安静地伏在书桌上阅读。我记事以来，他差不多就已退休，退休以后他整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从未看到他看过什么书。那一大书柜的书，原来就那样一直锁在玻璃后面，一锁就是十几年。我马上想起“叶公好龙”这个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觉得这样太刻薄。

没有电视的时代，他或许会看书吧，除了看书，还能干什么呢。电视当然比书要有趣一些，为什么不去看更有趣的东西呢？在这个时代，当我强压着自己的本能，逼迫自己看那么一两小时书的时候，充实的同时，我自己都觉得扭曲和压抑。所以我并不应该嘲笑外公，嘲笑外公就是嘲笑自己。

说实话，我甚至能想象外公买书时的狂热。要知道，那个时代，书可比现在贵多了，大概和今天买iPhone差不多吧。那时候没有618，没有双11，也没有多抓鱼，更没有满600减550的促销活动。他该是多爱书才会买那么多书啊。他又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人承认他是知识分子。

我想起他最后的时光。那是2008年，将死之际，他仍然没有捧起书来看。奥运会直播的时候，他搬了一把木椅，坐在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位置紧紧盯着电视机。他什么都看，跳水摔跤花样游泳举重射击体操皮划艇曲棍球手球。吃饭睡觉以外，他几乎全坐在那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木椅上。他们这一代人总是用行动，用姿势而不是语言来表达情绪。我想，他对于奥运会的执着关注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我读不懂。

话说回来，买书不看真的罪恶吗？我想实际并非如此。它不过是满足了某种收藏癖而已。就像收藏玩具手办，收藏唱片，收藏古董，收藏钱币，收藏邮票一样。它至少代表着某种热情，某种指向性，某种无力抵达而心向往之的冲动。有这种冲动，总比没有好，不是吗？只有无数类似的冲动才能累积成一次两次小的行动，不是吗？要知道，手机和电视多么强大呀！你需要积累更多的勇气才能对抗它们。

所以我没有处理外公的书，也没有卖掉自己的书，而是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放回自己的书架上。我会想起《龙珠》的结局，悟空举着元气弹，等待着毁灭布欧的时刻。我觉得我也好像举着元气弹，我不想松手，我觉得那些书好像是元气的来源，但我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