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碎片之八

小学四五年级,期末考数学。砖瓦校舍,五列木桌木椅,我在靠左第二列。

我似乎穿了条短裤。考试中,忽然知觉小腿被什么所击打。低下头,才看到那皱缩密实的纸团。往左侧斜后方看,D正盯着我。他很紧张,脸带歉意。我想起正后方是女生X。他们平时似乎很要好,但我对他们的事全无知识。

放下纸团,写着题,我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作弊,D大概扔错方向。我使劲掰开那纸团,上面写着一道算术题。我把纸条叠起来放在一边,继续做题。

几分钟后,我实在无法平静。我感到D与X在身后死盯着我,但我没勇气回头看。随后,我被不知道是怎样的一股冲动驱使着,站起身来,大声对老师说:“报告老师,D和X传纸条作弊!”声音大到全班同学都听到,但D和X立即矢口否认。

监考老师是谁我忘了,但我相信她一定是语文老师L,或者其他年级的什么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F。她把我、D和X都喊上讲台。我将那张皱得不成样子,不知道被揉过多少次的纸条再次展开,交给老师。全班同学都盯着我们。

那老师端详纸条良久,她甚至摘下近视眼镜,作努力状,凑近纸条看。铅笔字迹虽模糊不清,但隔着一段距离,我一眼也能看清。我只记得,老师的确看了很久很久。

老师表现出犹豫的样子,支支吾吾地对我说:“这字太模糊,看不清嘛……”又像是自言自语。然后,她将我们打发下讲台,继续做题。

我不记得D回座位时是否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完全没有印象,我只记得老师踟蹰的样子。

别误会,我说起这件事,并非要表彰自己的正义,或是揭露老师的虚伪,或是宣泄某种义愤。很多年后,当我再次猛然想起此事,我丝毫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赞许那个自己,也不会责怪老师,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忿。

我说起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唤起了我对于自身的某种看法。我不觉得自己正义,就算在前一秒我这么觉得,现在也不是了——当我写到这里,我只觉得自己无趣和呆板。我觉得我缺乏童年时的乐趣:哪怕是作弊。我一直想摆脱那无趣、呆板和严肃。我想要轻轻松松地看待很多事情,像许多人那样,但我做不到。我想要轻轻松松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以及与自己亲密的人的生活,同样,我也做不到。

这件事情,连同它背后种种关于我性格与命运的因素,就这样一直跟随着我,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总让我失去很多朋友。

所以现在,每当我发觉自己能够不是“故作轻松”的时候,我总是很欢喜。

《恋情的终结》读后札记

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讲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二战时期英国,作家莫里斯爱上有夫之妇萨拉,两人长期欺瞒愚蠢丈夫亨利(似福楼拜笔下的夏尔·包法利而更生动),肆无忌惮幽会做爱。然而在一次轰炸后,萨拉突然以沉默姿态离去。这令莫里斯痛苦无比,他雇佣侦探调查,得到萨拉的日记,读毕才意识到萨拉还爱着自己,不过萨拉的心日久已被上帝所占据……他不顾一切地联系到萨拉,表白衷情,但不久萨拉就离世。其后,莫里斯与亨利相依为命,且他的无神论世界观开始动摇,开始与上帝对话。

这本小说的优秀之处并不在故事,而在叙述。

首先,小说的结构很有趣。前半部分(第一部/第二部),“我”(莫里斯)喋喋不休对萨拉之爱与怨妒,同时揭露往事,过渡部分则原文照录萨拉日记(第三部),结尾部分(第四部/第五部)转向客观,渐渐揭示出“我”想象之萨拉和真实之萨拉的鸿沟。

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显然前半部分更有吸引力些。原因在于其声音(巴赫金所谓“voice”)之迷人。作为叙事者的莫里斯在描述失恋事件时展现出一种奇怪魅力:他描述自己的创伤,但不沉溺,以笃定和轻快之口吻淡化痛苦与创伤,仿佛在谈论另一人。作为读者,自然能意识到这仅是刻意的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而此种叙述的魅力恰在于此——叙述者的自负和掩饰反倒解除读者负担,让他们不必戴着沉重情绪枷锁感受失恋。作者聪明之处在于,他尽可能详尽而微妙地描述失恋感受,却并不使之情感化。

这会让我有一种意识(可能也会让其他某些读者有相同的潜意识):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试图让读者了解其内心感受的同时,减轻他们的情感负担。因而,我对前半部分的莫里斯产生了莫名好感。此种好感同样也来源于莫里斯不同寻常的冷嘲(cynical)态度,以及这种冷嘲态度背后似乎更强烈而真挚的感情(类似于J.D.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这种感情有时会在“我”的叙述偶尔直接凸显出来,有时则通过叙述的编排来暗示。

例如,莫里斯一直采取观察与分析的态度回味此次“终结”。他并没有如某些恋爱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沉溺在回忆的世界里咀嚼痛苦,而是抬起头,将眼睛睁开,不断地观察并评判着他周遭的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既淡化了他的创伤,也减弱了读者可能感受到的负面情绪。然而,创伤却也还时时显现。

莫里斯如怨妇一般不断观察评判着他周围的人(尤其是亨利),这显然在暗示着他的痛苦:他不愿意触碰内心那些痛苦,所以他选择一直不去谈论它们,而用评判他人来逃避自我省视。另外,表面上他虽愤世嫉俗,对谁都不屑一顾,但是实际上他却不会放弃和任何一个人对话的机会(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心里),他始终拒绝一个人待着,因为独处对他而言意味着地狱。他是一个敢于逃避的人(在我看来这并非一个缺点),当他读萨拉的日记时,他说: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当日记里的某段内容让我感到太难过时,我总是一再跳过去不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p.171)

莫里斯用详尽言辞评判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最细微的行为与举止: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敏锐可爱毒舌,有些则会厌烦。他也会一本正经长篇累牍地细心解释自己每一句话的缘由:“我这么说是因为……”喋喋不休的姿态也暗示着他的创伤与痛苦(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叙述者“我”明显缺乏反思意识:他以自我为中心,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在恋情中存在的问题(但我们在他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有问题),对于另一半责怪多于怜悯,对于恋人的丈夫则抱持着轻蔑而非愧疚的态度。

在小说里,这种拒绝反省的轻佻口吻和莫里斯的无神论者身份联系起来,显而易见地抵制着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忏悔、内省传统,以及常出现在现代小说中的沉思姿态。在小说中,莫里斯自然而然也对天主教和天主教徒怀着轻蔑的态度,他甚至对激进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也很轻蔑——对他而言,除了自己和爱情,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了。

因此在后半部分,莫里斯成为了反派。他独特的叙述声音与突然出现的萨拉日记文本产生了强烈对抗,后者采取了强烈的内省自责姿态。萨拉日记,伴随着萨拉本人的死亡,战胜了莫里斯,让莫里斯的世界开始发生动摇,他的叙述也慢慢变得游移起来。

从故事情节来看,莫里斯的确似乎被上帝和萨拉打败了,但语言来看,则并不是。对我而言,萨拉的日记文本单调乏味得可怕,远不及前半部分莫里斯的叙述那么有魅力。在读第二部分的时候,莫里斯第一部分的叙述时时在我心中复现,那个可爱真实声音的消失让我惋惜又回味。作者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制造无神论者世界观的动摇,但他的叙述反而让我更爱那个自大的无神论者了(像是一位演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把穷凶极恶的反派演得惹人喜爱)。

而莫里斯在第二部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作者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萨拉的死亡,斯迈思脸上疤痕奇迹般的消失。这些都并不能让人信服,它们让人感觉到莫里斯在结尾处的转变似乎是作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作家的作者不得不采纳的结局,这明显的虚构痕迹让人愤怒地觉察到第一部分可爱的莫里斯被作者操弄了。这又好像一部宣传正能量的电影里,反而是真实的反派更惹人喜欢一样(《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

P.S. 本书的标题:The End of The Affair也很有趣。我想,用the affair,而不用an affair,此即流露出一种笃定的回忆姿态,而非讲述故事的姿态。作者摆明了要回忆“那一次”恋爱,而不是要讲述“某一次”恋爱。而“那一次”(the)也暗示着某种独殊性和不可取代性,即隐含作者是如此重视这段恋情,认为它与其他所有都不相同。

童年记忆碎片之七

三年级或四年级,我是小组长,一个可以称为班干部而并不被视为班干部的位置。我异常珍惜它。任务是收作业。六七人的纵行,她坐最后一排。一天早晨,我来收英语作业。前几位都相当顺利,但到她,无论怎么说都毫无反应。她自顾自地同旁边“坏孩子”聊天说话。我想打断,但我不敢。

我仿佛遇到一堵无法逾越的墙——不完成老师分配的任务是不可接受的。于是,等待在焦虑中发酵一段时间后,我憋着火发怒了,开始踢那堵墙,就像所有无能之人面对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所能做的那样,施加暴力,发泄情绪。

等我醒过来,我发现自己拿运动鞋正狠命踢着她赤裸的脚踝。她穿着凉鞋,脚踝和小腿黝黑。一脚,两脚,三脚……我连踢十几脚,把她脚踝踢得红肿。她没叫一声,也没哭喊,只是看着,仿佛在旁观。或许是我记错了,她可能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把头侧到一边去。

忘了是否有人来劝架,作业是否收上来也不记得。我只记得放学的时候,“坏孩子”对我说:“XX,你真有裆(真有面子),踢得那么狠,她一句话没说。”后来,我从他们那里得知,她和一个上初中的小混混处对象。他们都为我后怕。

我不记得是那天傍晚,还是另一次,总之,有一次,我望着初中部教学楼发呆。她和那我一直惧怕着的初中小混混分开,走过来,对我说:“XX,问你一个问题,有女生喜欢你吗?”

“不知道。”我说。

“有人喜欢你。”她说,带着暧昧的笑容。

我至今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在说她自己,还是其他人。她是在为另一某人传话,是在戏弄我,还是在隐晦地表露真情,我完全没有头绪。我完全没有发现什么女孩喜欢我的痕迹。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她,否则我很难相信(认可)自己施加的暴力没有遭受到任何惩罚(然而在初中大概一年级一次类似的事件中,我受到了惩罚),但如果真是那样,我会更痛苦。

童年记忆碎片之六

在我的童年时代,零星有些这样的时刻:大脑突然空白,身体忽然失去控制,做出些难以解释的决定。

有点像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突然说出一句自己从未预想过的话。又有点像是凭借本能突然抱住(或突然亲吻)一个互有好感但并非心照不宣彼此暧昧的异性,事后才确认相互的情感。但相比于这些,它们又更神秘,更冒险,更失控。因为,往往,在那些时刻,往往是出于恐惧或愉悦,我不仅会交出声带的控制权,也会交出整个身体和大脑的控制权,把自己整个抛出去,将自己置于某种危险(而非仅仅尴尬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时刻渐渐少了。直至今日,完全消失。这也让我感觉自己陷入另一个怪圈:对自己拥有太强控制力(或变得胆小),无论喝多少酒,也能保持安定平和,不急于倾吐内心,不急于追忆往事,而是想着控制自己,不要失态,不要被人窥见最软弱最疯狂的那一面。享受微醺而非狂醉的状态。当你一直想着控制着什么的时候,或者你反而是被什么所控制着。我多么怀念少年时,自己拥有的那种将自己彻底抛出的能力和胆魄啊!尽管此种胆魄甚至和懦弱无知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但后者种种,或许反而是拥有胆气的必要条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吊诡的事实。

那些时刻,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办法彻底解释自己行为的因由。我能做的,只是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加以猜想和揣测,实际上,我更希望通过回忆,找回那些冲动(以及与之相伴的怯懦、无知、得意忘形),和有关冲动的身体记忆。

第一次是在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同父母一起回到乡村老家。我没有见过乡间池塘,亦没有见过池塘边半高的赤裸土堆。生于斯,长于斯的堂兄带我爬上那高高的土堆。随后,我看到他开始使劲往池塘里扔石块或土块。他能够扔得非常远,让土块在池塘中心溅起巨大而美丽的水花。有时候,他还能将扁形石块像飞镖一样抛出,让它在水面上弹跳向前,留下几个小水花,再沉入水中。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水面是透明橡皮泥捏成的,而石块将要越过水面飞往对岸了。

幼年的我的好胜心膨胀了。我也捡起土块向前扔出去,但那土块是如此松散,还没到半空中就解体,分成几瓣稀稀拉拉坠入池塘边缘——有些甚至还没到达水面,仿佛被截落的分体式导弹。

堂兄开始嘲笑我。好像是那些嘲笑我撒尿不够远的同学一样。我没有沮丧,反倒是越来越兴奋。我举起石块,一个又一个地往前扔,没有一个能扔得比大我两岁的堂兄远。

然后,余光观察着堂兄的同时,捡起最后一个大石块,我把自己抛了出去。好像石块比我还重,又好像石块黏住了我的双手,也可能都不是,有可能在预感到又一次失败之后,随着自己扔出的石块一跃而起,期望自己能够超越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石块。总之,我所能记得的只是,我身体前倾,随着我自己扔出的石块飞了出去,落在了池塘边缘。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可笑得就像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一样,只不过那一次更有动感。

但更可笑的是,就算我连自己一起抛出去,我也没有落在池塘里,反而是掉在了池塘边缘。我还记得,我绷紧身体,不敢动弹一下,拼命阻止自己从斜坡上滑落到水里。那时刻,我往水面上看,似乎看到了一大片弧形黑色阴影,仿佛有一条大鲨鱼在水下等待着我。又好像,我终于知道了石块的感受。原来被扔进水里,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爸爸冲下斜坡,把我救了上来。他后来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在那一天,关于爸爸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

第二次是稍大些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学会骑车的时候,跟着几位同学一起去郊游。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辆自行车。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还不会骑自行车的,另一位男生就负责带我。他们让我横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这让我十分恐惧。因为以往爸爸骑自行车带我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爸爸的自行车很高,因此他总会先把自行车停好,再把我抱上去。我从未自己上自行车后座,我也从未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上去,紧紧地抓住后座边缘。然后他骑了起来。他骑得飞快,我感觉他骑得比旁边的小汽车还快——爸爸以前从没有骑这么快过,以前带我回老家时,他总是骑得慢悠悠的,因为我在后面抱着他,生怕掉下来。

恐惧从我内心涌起来。更让我恐惧的是,他还不是骑得最快的那个。其他同学远远地把他抛在了后面。他为了追赶(就像是我为了还击堂兄),踩得更猛了。每到一处减速带,自行车就会猛颤一下。

我感觉他的自行车随时都会被汽车撞倒,或者自己散架,两个人飞出去。每经过一次隔离带,这些想法都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然后,我的神经突然绷断了。我好像预知了毁灭一样,不顾一切地放开自行车的后座,从车上跳下来。落地的过程中,手撑地,手腕骨折了。

我看到自己错位的手腕,看到他的车在远处缓缓停下来。接着一群人围上来……我被送到了医院。我向所有人隐瞒了真相,说只是因为我没有抓好,不小心跌了下去。当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是自己跳下去。弄得那男孩心生愧疚,还给我送了礼物,我一直过意不去。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紧紧抓着后座的把手,不去理会那恐惧情绪,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会被恐惧彻底吞噬吗,我能够坚持到目的地吗?今天的我肯定会那样做(假使我今天还不会骑自行车的话),今天没有人不会那么做。

但那样一个我,看似愚蠢,又一直刻在我的回忆里,让我无比怀念。

记一次春游

早在瘟疫肆虐的冬天,我和旧友Z、H就已开始筹划春游。无奈冠状病毒迟迟不散,三人都宅,于是一拖再拖,直至又一波冷空气入侵前的两三天,便终于不得不出门了。

时间定在周一,地点定在烧香台。烧香台,曾是这座小城学生春游之目的地。之所以是「台」(而非山),是因为它只是块高出地面十来米的小山坡,坡上有片松林,地上则满是松针与松果。松林旁边有一座寿宁禅寺,以往,人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烧香」。不知为何,此地后来却渐渐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场所(周围的土地几乎都已被开垦或被房屋占用)。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里放风筝。

我们已很久没来这里,也没人能提供什么信息,大概其他人也不怎么去了。小时候,班里春游,我们会在这里野炊(每个人都要带锅碗瓢盆餐具)、野餐、唱歌、放风筝,把吊床固定在两树之间,摇来摇去,女生惬意地午睡,男生则在一旁捣鬼;有时,则朝向旁边布满松针和矮灌木的斜坡探险,在凶险的角落捉迷藏嬉戏厮打,然后被老师责难。小学六年,我们好像从未走进那座寺庙。至少是我,未对任何僧人留下印象。这一趟,去寺庙里转转也是很好的。

总之,我们很兴奋、也很好奇。前一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了不少食物,准备第二天来一次惬意的野餐,我甚至还带了一本书。

第二天,出发的时间比预期晚了一个多小时。本就是阴天,过了中午,阳光更微弱了,我们只好顶着阴云上路。我开玩笑说,这才是落寞者的春游。从去年开始,Z一直处在失业状态,而H刚刚辞职,我也是苟延残喘。对于我们三人来说,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追忆过往,也不是积极进取,而是要保持愉悦。我们一致同意,现阶段无论怎么做好像都没什么用。

从城区到烧香台,路途大约四五公里,要经过我和Z小时候住过的社区。我们离开这里已经超过十五年了,所以这次旅途的一大乐趣仍然是看着旧景,聊聊往事和旧友。因为经常帮父母在社区办些手续,Z常回来。而我都快要遗忘这里了。路上,Z谈起这片一二公里见方的国企工厂生活区的变迁。最令我惊异的是医院后面,童年时常流连的池塘花园早已填平,建了新公寓楼。而「俱乐部」,厂里组织职工看电影或开联欢会的场所,也遭遇了相同命运。小学时,我们每年六一节都要化着浓妆,穿着在今日看来令人羞耻的奇装异服,在晚会上跳舞。我们的学校,已被拆了一半,另一半(初中部)的足球场被水泥填平,改成了篮球场。而原来是平房的小学校舍,上面也建起住房。原本围住学校的墙却保留着,这里原来是老师办公室,其他三面墙早已被拆毁,最后一面墙的窗户却未被补上。所以我们看到围住小区的墙开了一扇扇木质窗户,显得十分荒诞。

Z的记忆力令我们十分吃惊。在路上,他不断向我和H抛出昔日同窗的姓名。有些我还有印象,有些我却只记得名字,连长相也记不起来。他说起A的调皮活泼,B的沉稳冷静,C和D小学就已肇端的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说实话,与其说不记得,不如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小学时,我虽常常与大家一起玩耍,但好像从未真正融入那个集体。我的意思是,我好像从未具备和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就我而言,从来都是,走进树林,和亲切的陌生人一起玩耍,愉悦、幸福、忘我,然后离开。我与所有人的关系好像都建立在「事件」,而非「依恋」上。那感觉就好像,做了很多份工,但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份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什么都没有做过一样。我不知道,当六一儿童节的舞台落幕之后,如何与喜欢的人保持联系。

实际上,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没动力:我内心没有那一团「火」。我相信,那「火」可以让我发自内心地拥抱我喜欢的人,让我真诚地探问他们的处境,让我无论做些什么,做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做些如果他们开心,我也会很开心的事情。但我知道那很艰难。理智上,我想要做那些事,但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想——我没有冲动。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从来就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关心任何人。

曾经,我觉得我就像空壳一样。但我又真真想去爱,无论男女,想要忘我地做些跟人有关的事情。我做不到:内心没有激情。我没有那团「火」,我能感受到的只有鲁迅的「死火」……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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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of Us and Left Behind

–The Last of Us–

家里卫生纸消耗如此快,父母一定不会奇怪。他们自然知道囚于家中的儿子有性欲。以前在家里,自慰完毕后,我会小心地把沾着精液的纸扔进下水道——现在就索性扔进废纸篓,打开窗户通风。有时候,我会自己去楼下扔;有时候,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会趁我不注意清理。我会有一丝尴尬,但我并不恐慌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长大了,不再隐藏自己的性欲,至少不隐藏自己发泄欲望的痕迹。

自从在自己房间里的床头抽屉第三格发现了避孕套,我就不太在意这些了。我数了数,只剩下两个。我留在家里的会只有两个吗?我为什么会把避孕套留在家里,我从未将任何女孩带到这里来?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父母现在还做不做爱,但我知道母亲一定会研究我的抽屉和衣柜。

他们会在焦急的时候借用我的避孕套吗?在用完之后,他们发现本地买不到相同品牌的,焦虑一阵,合计一阵,就任由其淡忘了。就像如今我在家里自慰一样,只有锁门是最后的救济。有时候我上厕所甚至懒得关门关窗,尽管父母就在阳台,我背对着他们发出的响声,排泄。这说明我不知廉耻,或是与他们更亲近了?我知道他们不会看到,他们也不会去看,但他们会听到,他们不会主动去听,但他们也未必因为被动听到而恼怒,这种关系太完美了。彻底的信赖。

现在超市买不到方便面了,但是能买到避孕套吗?在这样的社区,缠绵的情侣或夫妻,只能就近购买。这两个月,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到同一家小店购买避孕套时,他们该如何自处呢?

旧物

瘟疫导致物资匮乏。我没有衣服穿了。一件卫衣,我穿了十几天。

我没有办法取回远在北京的衣物、电子产品、游戏机。我想念它们。但我不得不依赖手头的资源。于是我翻箱倒柜,想要找找还有什么能用的。我找到了一个蓝牙键盘,毕业时,我曾经拼命想要卖掉它,但就是没人要;几件合身的旧衣服,我未扔掉它们的唯一理由是父母的反对。迫于疫情,我重新开始使用它们,重新爱上它们,再也不想扔掉它们。因为它们给我带来满足感和安全感。

我没有想到,我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好像是停电时分,你不得不抛下手机和电脑,乖乖看书,1-2个小时,看完之后的充实和满足。第二个层次,物有所值的快感。第三个层次,在困顿之际与旧友重归于好的愉悦。

游戏

2月20日左右,我第一次下楼。想买点方便面、啤酒和软饮料。

小区内外,肃杀萧瑟,闪着警笛的车时而驶过,小区门口的超市半开半掩,里面透出一丝狡黠的光亮。我敲了敲门。一只柔软的手伸出来,把我拉了进去。那是老板娘的手。

小超市里货架空空,只有些无人问津的调料。老板娘焦急地对我说,快点,最好一分钟之内买完,危险。我没有办法,只能匆匆选了三包烟(没有我想要抽的,我也没有时间细细挑选),2大瓶百事可乐(我喜欢可口可乐),搬走了一箱啤酒,就被赶了出去。没有方便面,我来不及看避孕套。

从门外看,小超市透出的光仍是狡黠地亮着,只是它不再属于我了。刚才,我几乎没有时间、没有勇气围着货架走一圈,好像生怕什么东西从门缝外窜进来,把我攫住。所以我只得买了一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疫情最汹涌,最扑朔迷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之前加的某游戏群里有人说:「想不到tlou2在中国是这么预热的。」(tlou 即 the last of us)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瞎类比,不就是肺炎吗,怎么和僵尸病毒比?回想起来,那次去超市购物的体验真是酷似The Last of Us的扫房的游戏体验。(不同于「绝地求生」)

匮乏、短缺、恐惧。除非在这里,有和僵尸差不多可怕的东西。

曙光

解封第一天,我和朋友外出散步。街上大部分店仍紧闭着大门。只有一间「例外衣舍」大开着门,灯火通明。我们大笑,不愧是「例外衣舍」。

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工商局的车辆,他们缓缓驶过「例外衣舍」,一位中年人探出头来喊了两句话,灯就渐渐暗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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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弧的《邮缘》

上周中与母亲一起去小西天资料馆看桑弧导演的《邮缘》(1984),她来北京一周,我只同她看了这么一场电影,但也算还了她的一个夙愿吧。

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好,没有想象中80年代喜剧的尴尬,笑料实在是超越时代的,让人想起看过的《夜来风雨声》,一部40年代的上海家庭电影。

1984年的影片仍然残留着以往时代的隐痛,因十年动乱未能好好接受教育的男主角丁大森(郭凯敏)——可爱而吊儿郎当还真是他的标志,让人想起杨延晋的《小街》;作为知青回乡却没有正式工作的姐姐丁慧娟(她热爱读书,却也放不下美丽的上海,一直在留在上海/离开上海去黄山的农场与恋人团聚之间摇摆)。

相反,陈燕华扮演的周芹就更有点功能性意味了,不过银幕上的她真的很美、很温柔,足以让人忽略掉她性格的单一。再说,这也是一部喜剧,人物本就是漫画式的,少有subtle的一面。(除了丁慧娟那一条线有一点melodrama的味道)

丁慧娟与母亲的关系也非常「中国」。看这一段时,我频频往母亲那一边转头,想看看她的反应。因为这段家庭关系真的足以令她想起自己的母亲了。

在电影里,母亲将本来是准备给慧娟的工厂职位转给了「没出息」的大森,让二十七八的慧娟在家待业——这在那个时代再常见而不过了。

但要害并不在此,而是母亲的态度。

受到社会主义主流话语规训的她(国营工厂老职工)不敢直截了当像农妇(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两者思想境界差异不大)那样说出:「男孩是自家人,对男孩就是应该比对女孩好一点」,而只能无时无刻对外人表露出「男女都一样」的态度,但(影片里)实际生活的种种细节(或者说全部细节),又处处体现着她的偏爱。

这类女性形象最具讽刺性的一点在于,她们会拼命地用表态/话语justify自己的行为。想想吧!无数次,母亲是怎样试图表现得她很爱女儿,又是怎样实际上流露出她其实更爱儿子吧。她嘴里不断表达着对女儿前途的担忧,行动则总是体现为对儿子实质性的帮助。

苦涩的反讽恰恰诞生于这种反差中——这种反差只可能在社会主义话语哺育下的母亲身上发现。

抛开这一切,这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仍是80年代中国那种积极、乐观,一切向上的气氛。没知识没有关系——可以去夜校学!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可以去乡村建设祖国!工厂的工人也可以有集邮的爱好,温柔善良的女性也可以是邮递员,她可以做着服务大众的工作。那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某种美好,虽然它可能不那么真实,但映衬现在,也足够令人怀念。那时与现在不同,「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想起我看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在这篇描写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里,女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凌晨四点起床开公交车的女孩子也有机会拥有甜蜜的爱情。多么美好啊。

话说回来,那是1984年,那是一个人们似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年代,就像1997之于HK一样,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所有人都保持乐观,所有人都带着笑脸——后来或许发生了什么,至少那一刻的乐观、美好与理想主义却留了下来。正因为如此,一切矛盾才那么容易被解决,而不令人感到虚假。这一类电影如果出现在现在,只能被批评「幼稚」!时代不同罢了。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cynical。

电影的结构和节奏一样好,几乎不会让人感觉到冗余和拖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导演的技法,非常纯熟——他十分爱用zoom-in/out来变换景别(全集/中景转近景/特写或者反过来),以突出更多的信息。这样的手法我非常喜欢,在我看来效率也高,比之蒙太奇也更具连续性。另外,他还利用上海的商店霓虹灯明暗变化来烘托男主角的心情——十分自然,毫不拖沓。

电影结束时,影院响起了掌声。看好的中国电影和好的电影感觉完全不同。虽说电影语言不分国界,但看中国电影时,我们能明显能感受到更多东西。

我,我们,都需要再看些真正的、好的中国电影。过几天去资料馆看《人鬼情》《香魂女》。

童年记忆碎片之五

小学。大概是二三年纪(也有可能是四年级),班里转来一位女同学。L老师安排她独自坐在教室最右端的第一排,离窗户和垃圾桶很近。那时,大家都有同桌,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所以她也就一个人坐。

起初我大概没有注意到她。不过很快,同学间开始流传起一个绰号:「瘟神」。大家指责她总在上课时放屁。但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坐在她右后方,距离很近,但我从没有闻到过异味。尽管我一直有严重的鼻炎,但那时还小,嗅觉不至于完全失灵(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完全闻不到她的屁。我只能看到她穿着脏脏的衣服,头发也总是乱而油腻。那是冬天,我还能记得她总是穿着一身半长的白色夹袄,总是可见一些明显的污渍。可能有很多人放了屁,我记得我也放过屁。但每当有人放屁,大概都被归罪给了她,于是她就成了「瘟神」。

我从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我也从没有听过她说过一句话。甚至我记得老师从未点她回答过一次问题。因此我对她的姓名毫无印象,只记得「瘟神」这个称谓。

她在班上没有一个朋友。每到课间休息,她就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单人座位,双手抱着胸,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或不知道在写什么。

说来很奇怪,正因为她永远一个人,我反倒很想要接近她。那股冲动一直驱使着我朝她那里看。但又有一股介于害羞和羞耻之间的情感阻碍着我,让我没有办法去靠近她,和她说说话。(这种情感困扰了我很多年,直到最近我依然在与其作斗争。)

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我对她的观察和记忆全部停止了。那一幕我记得分外清晰。

那是一个课间或中午,教室里人不多,有她,有我,还有两三位同学。我实在太想要接近她,和她说说话了,便在讲台课桌之间的空地上不断逡巡,时不时将身影晃过她的视线。

突然,她有一个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是书,是文具,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但总之,有什么东西砸在了地上,摔到很远。而我正好看见了。出于本能,我走过去捡起那东西交还给她——然后我们对视。那大概是真实存在的一瞬间。我不记得她是否说了谢谢,我只记得我还来不及说话,后面就传来了嘲笑声:「XX,你怎么跟『瘟神』在一起啊,快过来!」

听到这句话,我打了个激灵。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表演给他们看,我瞬间表现出特别嫌弃的样子。对着他们,我的脸部刻意扭曲了一下,身体剧烈往后一倾,然后猴一样地窜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刚刚逃离了一场地震。当时我的同桌在座位上,我蜷缩着趴在桌子上看着他,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我明白,我也记得那个时刻我并不快乐,但也不太难过。)

从那以后,有关她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就连她什么时候转学(抑或是辍学)我也不知道。老师也不再提起她。大家也从未再提起她。好像这个人从未存在一样。但我对那件事印象至深。

直至今日,我也为那一瞬间的我感到彻底的羞愧和耻辱。

直至今日,我也在不断地重复此种羞愧与耻辱,以不同的形式。

锡兰的《五月的云》

在锡兰的《五月的云》(Clouds of May)中,我能看到一些非常真诚的东西。

其中有他对自己故乡的审视。应该说这更像是一部伪纪录片,因为《五月的云》这个故事就是对他回故乡拍戏(《小镇故事》)过程的重述。

相对于《小镇》而言,这部电影有远多于前作的现实性(而非文学性)情感。

最显明的,凸出在最前端的,是艺术家的创作焦虑——他倾向于从自己的家人、从自己的家乡、从自己认识的人(一切的一切)中挖取写作(创作)资源。比如他会在晚上偷偷录下父母交谈的声音,比如他会琢磨着利用自己亲戚家的小孩来拍电影。我相信很多困顿未成名的青年艺术家都会有这样的行动和焦虑,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早期的作品中直面这种动机和焦虑。

他没有回避自己的动机。一直到后来(《冬眠》《野梨树》),他也是毫不顾忌地真诚表达,敢于反思自己。

这是他值得尊敬的地方。

他还拍了他温柔的母亲、他固执的父亲(全部都是由本人再次出演),联想到艺术创作初期的困顿,这首先会令人感动,因为他能求助的只有家人。这里他反思的,还有他对家人的利用/剥削(exploitation)。

有他与小镇青年之间挣扎而纠缠的关系(这种感情在《远方》《野梨树》中不断复现),他描述了他们,并且真诚地袒露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情,时而厌恶,却也真的无力帮助。

导演真诚,但是也是cynical,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有人说,他成长以后,越来越cynical,缺乏这部影片里面的真诚了。我认为并非如此。

导演的态度是一贯的。在他拍摄人生第一部电影时,已人到中年。这部电影里有着对现实非常露骨的展示(而非美化或修饰),这些展示和反思(如上所述)不断在他后来的电影中复现。

唯一的区别大概是,在这部电影里,有非常多描述乡村风光的镜头,这些温柔美丽的场景或多或少冲淡了撕裂、犀利的内在观点。导演给了我们沉默、内省的时间,或者说给了我们冥思的时间,充斥着沉默的冥思并不会导向批判,而是会导向理解。

那些美丽的风景镜头既是反衬,也是缓和。在导演后面的作品中,正反打和密集的对话变得更重要,上面那些观点只是变得更密集了,而非是无中生有。你可以理解为,导演要表达的实在的事情更多了,仅此而已。

因此,导演锡兰没有变得更cynical,他只是变得less sentimental了。

这两者是有巨大区别的。

我也只能从文本角度去记录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而无法去谈论摄影、电影方面的因素。一是我自己不懂,二是资源质量实在太差了(900MB),如果未来有机会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我还是应该去看看。

因为据称「锡兰的摄影和取景是他这部影片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P.S. 一个较为惊艳的瞬间是,男主角在夜晚睁眼的一瞬间,仿佛看到了白天时看到的小男孩,他似乎觉得那是他小时候的影子。或者完全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小孩就是他,他的所有故事都是锡兰的回忆。时空在此并不重要了。这是《路边野餐》式的逻辑。用实在的场景拍幻觉(借助光线的变化),也是他后来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的:《适合分手的季节》《野梨树》。)

(P.P.S. 这部影片的静默和留白也很美,很多人看到小孩阿里的部分镜头,会想到塔科夫斯基的灵性。我没有看过塔科夫斯基。我想到的最好的沉默成就的镜头是托普拉克饰演的萨菲特,他在得知自己没有办法去伊斯坦布尔工作之后,勉强地走到旷野上,接受导演拍摄那个背影。这时讽刺的是,锡兰没有给一个背影的镜头,没有呈现出镜头的POV视角,像他在这部电影中经常做的一样,而是给了萨菲特一个正面的特写。他无言,久久地凝视着前方。那沉默是感伤而悠长的,既是属于萨菲特的,也是属于导演的(自省)。)

童年记忆碎片之四

那是记忆里,我第一次去省会。

我和父母住在一家宾馆里,三人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来。

我只记得深夜,在陌生的床上,我无法入眠。

我只记得电视一直在播放着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电影《白雪公主》。我还记得公主身上的蓝色,和那个房间昏黄的暖色吊灯。

我只记得空调开着,热。

父母已经睡下了,我在床上侧卧、翻滚,眯着眼睛看电视。然后慢慢失去意识。我记得第二天床单上满是鲜血。我大概在睡梦中不知不觉流鼻血了。小时候,我在梦里喜欢抠鼻孔。把毛细血管戳破我也不停下来。所以醒来床单被单总是一片红。

父母却也没有责备我。他们只是带我来到那个礼堂,台下都是高高大大的椅子,坐满了人。他们是来抽奖的。我还记得我在礼堂的地毯上爬来爬去,从一个椅子钻到另一个椅子下面。或是躲在那铺着红色桌布的桌子下爬行。

我小时候喜欢那些封闭的空间,喜欢躲在电视下面的柜子里。因此,在那些红色桌布下面,我感到十分快乐。我爬过一行桌子钻出来,又迅速躲进另一行。我看到了很多双脚。男的,女的,胖的,瘦的。

爸爸妈妈中奖了。他们中了一台电饭煲。那电饭煲用了很久,但我至今不知道那抽奖是怎么回事。

童年记忆碎片之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班里流行养蚕。某天,黄同学带来一大张茶色纸,纸上全是小黑点(蚕卵),密密麻麻,像烧饼上的芝麻。在混乱中,我撕下一角,带回家去养。

我从小生活在国企工厂生活区,分不清也找不到桑树。不敢随便摘树叶,生怕把小蚕害死。开始总会找同学借,久而久之,就不够用了。妈妈一开始很支持我养蚕,她找来住在乡下的叔叔,让他带我去乡下老宅边采桑叶。那天,我和叔叔采了一下午桑叶,塞满了整个编织袋。

小蚕们长得很茁壮。我将它们安放在一个墨绿色棋盒里,用剪刀在盒盖上戳了几个小孔。晚上睡觉或出门上学时就将棋盒盖上。等到它们长到大概半指粗,两寸长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到有些恐怖。看到蠕动的小蚕(或许应该称之为大蚕),我想起了自己的小鸡鸡。不知道为什么,那东西总会让我感觉到很脏,挥之不去,直到现在。

一天放学回家,我拿起蚕盒,打开看。它们大得出乎意料了。我感觉紧张害怕又厌恶。妈妈在厨房烧菜,她刚好走出来,吓了我一跳。蚕盒摔在地上。桑叶、粪便、蠕动着的蚕散落在瓷砖上、沙发底下。

妈妈大发雷霆——她是一个有点小洁癖的人,每天拖地三遍。后来的细节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愣在那里。妈妈大概把这些肮脏恶心的小东西都收拾好,放在了阳台的防盗网上,不去管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了什么邪,抑或是胆小,再也没去阳台看看,直到忘了养蚕这回事。

一个傍晚,雷电交加,似乎是要下大雨了。我突然想起阳台的窗子还没关,赶紧跑过去。关窗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半掩着的蚕盒。我看到好几个泛黄的蚕茧,几具僵硬的胖又短的尸体。此时,几只飞蛾正从蚕茧里钻出来,在雷电中扑腾着翅膀,但又好像飞不起来。

光线太暗,我记不清当时蛾子的数量了。我只是赶紧关上窗,离开。很快,我又忘掉这件事。直到最近才想起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仍然无法欣赏男性的生殖器,不论是照片还是雕塑,一看到它我就觉得恶心和丑陋。或者是因为我本性如此,我才会抛弃那些蚕。

我不知道。

童年记忆碎片之二

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场景:父亲在打母亲。我只能粗略地描述这一场景:父亲在床上猛地向母亲移动(好像是腾空移动),同时手舞足蹈,仿佛要伸过拳头打在母亲的胸脯上,伴随着的是他凶神恶煞的表情。

但是我的记忆就停留在了那一瞬间——我从来不记得他究竟打到没有,不记得画面的后一帧。那个时候,我大概还是个婴儿。对于那个场景的全部记忆只浓缩成了这样一张定格照片,这张照片就像一个谜,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自我记事以后,再没看到过类似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父母对我的保护,一切过分的情感(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从我记事开始,仿佛都突然潜入暗流。直到某一天,幼稚的我把潜意识从水里打捞出来,回过头再来思考这件事。

我发现父母从那时开始变得相敬如宾,即使有龃龉,争吵也完全停留在口头。是父亲看到我长大了,所以没办法去打母亲了吗?抑或是这个记忆本身就是我的伪造,是我在面对无法解释的现实现象时,生发出的扭曲变形的想象。

想了又想,我怀疑那不是父亲在打母亲,而是父亲在和母亲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