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中,「道德」何解?

法国导演侯麦的知名电影系列 six contes moraux 一直都被翻译为「六个道德故事」,即使在英文世界,它的标题也是 Six Moral Tales。似乎这个电影系列紧紧跟「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我在观看这一系列时,一直很少由电影联想到道德问题。不论在文学还是电影中,「道德故事」在叙事上总跟「教训」密不可分,作者在结局设置情节,惩罚道德或性格有瑕疵的人物,用以教化。因为汉语有时会混淆道德和伦理——从另一角度来说,six contes moraux 也没有像《十诫》一样,探讨复杂的现代伦理问题,而是专注于个人情感与欲望的张力,或者是探讨信仰的坚定性(现代人脆弱的信念)。

取 moral 的另一个意思,「寓意」,也很牵强。很难说 six contes moraux 对于观看者来说有什么正面教益,或者单一的寓意。相反,侯麦的创作与寓意截然相反,它们都是更现代的电影文本,通常拥有敞开式的解读结构。不管怎样,至少「寓意」比「道德」更接近电影。

反倒是侯麦的早期作品《狮子星座》更像是一个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皮埃尔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受到惩罚,这是真正的道德训诫。从结果来看,尽管侯麦的叙事和表达要显然比平常的道德故事更复杂,但《狮子星座》显然还是遵循了道德故事的基本框架与叙事结构。

结合《狮子星座》,不难理解侯麦在系列标题中使用 moral 这个词。显然,《六个道德故事》在某一方面延续了《狮子星座》的视角,其中一些故事主人公因为自己的信念而失败或受嘲弄,尽管叙事惩罚的强度和模式都比《狮子星座》低得多,整体风格更加轻快和喜剧化,但并不全是这样,也有叙事者自认为成功、坚实维持自己信念的例子(即使只是看上去),比如《慕德家一夜》与《克莱尔的膝盖》。在这些故事里,现实意义的道德惩罚已经轻微到不可见。就算作者用反讽来让这些人信念与生活之间的落差现形可被看成一种揭露,但这种模式早已离「道德故事」十万八千里了。与其说是「道德故事」,倒不如说是「心理小说」,或者 psychodrama 。

在为小说版 six contes moraux 写的前言里,侯麦自己也谈到了自己取这个标题的原因。他在前言里说,「这些『故事』之所以自称为『道德故事』,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说没有身体动作:一切都发生在叙述者的头脑里」(《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从这一语境来看,将 moral 翻译「道德」说不通。反而是和法语中 moral 作为形容词的另一释义:精神的/心理的(mental)有关。

法语里有一个短语 avoir le moral dans les chaussettes,意思是 moral 掉到了袜子上,形容心情十分低落。douleur morale (mental anguish) 是指精神极度痛苦。所以在six contes moraux 中 moral 并不是指道德,而是指人物的内心,至少是观点。因为侯麦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主人公有点像唐-吉诃德,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许并没有小说。第一人称的解说,不是想揭示内在的思想……而是毫不含糊地明确主人公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当做是作为作者和电影人的我所瞄准的目标」(《六个道德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前言4页)。

在这里,侯麦的创作和「道德故事」拉开了巨大的鸿沟,一般的「道德故事」是在惩罚行为不检点或者性格有问题者,而侯麦,作为无所不能的创作者,则是在探讨人的观念,他轻微地惩罚(有时则奖励)持有某种观点的人,或击碎好幻想者的幻想。他的作品里,并无任何实质的行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侯麦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有着深刻而紧密的关联。《绿光》的结尾,女主角在读的就是《白痴》,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侯麦也融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温顺的女性》。这体现在他们都着重描述人物脱离现实的幻想,或者某种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同点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个时代的人,陀氏更加沉溺,而侯麦则活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一方面迷恋这种幻想,一方面又拥有抽离的视点,让这些幻想有了小小的后果(不很严重)。

正是这种暧昧的距离,构建了侯麦电影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而「道德故事」对 contes moraux 的翻译,虽然中规中矩,却完全无法体现侯麦的双关原义,甚至偏离了这一系列的主轴。要我看,倒不如翻译成「六个心理故事」或者「六个幻想故事」,甚至「六个白日梦」,都要更好些。

Ayawawa与她的「石剪布」理论

2018年5月,因为发表涉及二战慰安妇的不当言论,情感博主Ayawawa(杨冰阳)遭受《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一轮围攻猛批,她的微博被封6个月,清空后至今仍未有任何更新。

从(如今)常识上来看,在那样猛烈的批判以后,她其实不“应该”(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但四年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她最终还是没有从中文互联网上消失:她的微博不再更新,但她的那一套婚恋话语(以及粉丝资源)却像尸体一样,被众多秃鹫一般的模仿者分食、传播,在微博上继续影响着原有的受众;她的微信公众号也持续低调地运营着,文章的阅读量基本都有好几万。

她的媒体之所以能存活下去,除了低调和隐忍,大概因为她不像以往那样,发表那些类似“女人吞精能预防先兆子痫”、“二型糖尿病得到治愈”的用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奇谈怪论,也不再涉及任何有关政治与历史的话题,而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她的婚恋咨询(或曰情感“科普”)媒体。

浏览微信公众号“Ayawawa”最近的文章便会发现,她的言论也不再像早期那样宣扬不为社会主流所容的价值观(比如说对比嫁不出去的女博士和婚姻幸福的家庭主妇,来论证容貌比学历对女人更重要),在表面上,她变得更为客观、温和,具体而言,她转向了对具体婚恋问题的分析和解读,不再口出惊人之断语(更多隐藏自己赤裸自利的价值观),而是对每个读者遇到的问题条分缕析,尽量实际地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总体方向不变,她服务的人群大概都是要嫁得一位如意好郎君的女子,她至少还不会劝女子执着于事业)。

上述变化或者让她的受众变广了,与旁观者的刻板印象不同,她的读者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却也不乏高学历(名校毕业)、高收入的女性。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理论”关注确实切近大量当代中国女性关注的核心问题(无论她的批评者承认与否,这是事实),同时也是因为她用一套被称之为“石剪布理论”的体系来补充解释此前取自进化心理学的所谓“mv/pu理论”。

从我的角度来看,“石剪布”理论之所以广为传播,甚至能够超越Ayawawa本人的理解,在其他婚恋博主(KOL)那里无限增殖,衍生出众多大相径庭的解读视角(以至于形成“理论”矩阵和生态),原因大概与星座人格理论、MBTI人格理论的流行一致(但后面会提到,“石剪布理论”在价值取向上与后两者截然相反),它创造了一种强身份认同(strong sense of identity)的话语环境:每个人(包括你、我)都能在“石剪布理论”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描述自己的方式(换言之,找到某种身份认同),甚至也能将身边的人框定在这套理论话语的某个位置(虽然实际粗疏、主观甚至偏颇,但看上去却是那样“精准”而有效)。这样的理论会天生激发人们对号入座的热情,就像在社交场合大家急着讨论谁是天蝎座、谁是处女座一样,Ayawawa的受众们也会满怀热情地思考她们的身边谁算是“石布女”,谁算是“布剪男”,以及“石布女”究竟适不适合“布剪男”,这两种人如果在一起,会出现哪些问题,能否顺利结婚,婚后能否幸福等等。

所以看上去,Ayawawa不止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她还提供了一套视角及与之配套的行事方法。她将这一套话语(垂直地)应用于解决婚恋问题、婆媳关系等具体事务,满足了一部分人深切的现实焦虑,这就放大了它在受众那里的影响力——不少人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情感/婚姻生活。

我看过很多对于Ayawawa的批评,但大部分批评都立足于道德高点,只是简单地对Ayawawa做价值评判,很少有人能将批评的触角涉及到这一套话语的内在理路。对我来说,如果不先进入这套话语体系,搞清楚它的逻辑是如何看上去自洽,进而发现这种话语隐含的漏洞,批评就不算是很有效。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仅仅从语义层面,也从语用层面去理解“石剪布理论”的话语,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发掘这一套话语的字面意义,也去探究使用它的人(KOL和她们的受众)在运用这一套话语时隐含着怎样(统一的)意图和怎样的集体价值观,以及为何这一套话语在当代受到众多女性(也包含所谓“高知”)的欢迎,以上种种,在单纯批判以外,是我以为更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如若这样做,其实会发现更多的可堪玩味的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石剪布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一套稳定的、可以用来分析男/女(性格/条件)的话语结构,而是使用相当随意松散的一套修辞语汇,通常是传达着人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也就是不同的人在使用“石/剪/布”这些词去描述其他人的时候表达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意图)。但使用它的人却会对它意义结构的稳定性深信不疑,他们会在现实中找到一一对应的例子,在表象/涵义层面(笛卡尔式)将这套话语(一一对应地)固定在对生活的理解中。在我看来,这便是此套话语的最大问题。

那么,“石”、“剪”、“布”分别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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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回归》与《双峰》

《双峰·回归》的“美国性”

有关《双峰》,可以谈些什么呢?《双峰》系列蕴含的元素实在丰富,可供解读的视角太多了——它可以看作一部理念超前的探案剧(从后世众多受影响的作品来看),一部反思电视文化的反讽作品(从David Lynch那侧看),一个掺杂神秘主义的狄更斯式小镇故事(从Mark Frost那侧看),或者也可以干脆看作某种Lynch式电影的妥协版/未完成版(从Lynch忠实影迷那侧看)。然而,这样看还是不够全面,因为Lynch在重获《双峰·回归》的主导权之后,他首先强调的是《双峰》系列与糟糕的美国当代社会深刻且直接的关联——这也就是说,它是Lynch作品序列中最特殊的一部:Lynch本人直接作为主演出演,Agent Cooper亦作为Lynch代言人出现(Lynch自己曾说过Coop说出了很多他本人想说的话),从这角度来讲,在Lynch的作品中,《双峰》涉及了最多的美国现实政治问题(以Lynch的方式),它也是Lynch最想直接就某些事情说点什么的作品。

有关美国,《双峰·回归》相较于前几季呈现出的显著一点是:在这部剧里,不属于美国(甚至是“白人美国”)的元素实在太少了,正因为如此,那些非美国因素就分外突出。当我们听到Gordon Cole(David Lynch饰演)谈论梦境中的Monica Bellucci,或者看到他和不知哪来的不会说英语的法国女人调情时(那一刻我们代表美国观众,站在下属Albert的视角,显得不耐烦、窘迫而不知所措),我们会感到分外怪异;当我们听到Freddie的英国口音时也会好奇:为什么美国大山里小镇上的保安会是英国人呢?Lynch用零星散落在剧集角落的非美国元素鲜明地突出了本剧的“美国性”。通过这种具有显著封闭性的叙事框架,David Lynch无非是把美国描画成了一个更大的小镇(即突出其封闭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果在《双峰》前作或者在《蓝丝绒》这样的经典小镇电影里,创作者通常试图让小镇“美国化”(在象征意义上:以小见大),那么在《回归》里,Lynch则力求将美国“小镇化”(以大见小)。因此,他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实是美国本身的封闭性。借助上述段落,他可能是在借由封闭的叙事状态来突出美国这个主体本身,也有可能是在揶揄美国人的封闭(但后面会提到,Lynch对“封闭”和“小镇”的态度是暧昧的):除了周遭的事物,他们对世界缺乏好奇,漠不关心;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他在叹息封闭的丧失,是在批评“全球化”:他用夸张的戏仿手法批评某种特定的电影,在那类电影里,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人物为了票房目的被强行凑到一起,演绎着各种“全球化”闹剧。不论如何,《双峰·回归》始终在突出它和美国这一实体(更激进而言,是失落的美国白人群体)本身密不可分,而与世界缺乏关联。

我并不喜欢Lynch电影涉及梦境、潜意识,常被影评人用符号学、结构主义批评方式来精细阐释的那一面(或者我认为压根就不应当那样观看他的电影:他的电影是应该更以诉诸灵性、直观的方式去体会,他电影内外隐含的反智主义也不允许观众用知性/烧脑的方式去观看),我反倒喜欢他电影里那些暗含怪异的日常生活。在Lynch的电影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举止往往会被夸张化、歇斯底里化(最典型的形象便是试播集里的Sarah Palmer、Bobby、Audrey)。由此当代美国生活的荒谬性被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他作为演员在电影里使用的助听器简直是一个明喻——一句普通的话,如果用超出常理的音量说出来,就难免显得荒谬。这其实也是某种戏仿,是对日常生活的戏仿。《双峰》系列永垂不朽的的试播集和其后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非David Lynch导演的段落丢掉了Lynch熟练操控的放大器,众多人物的举止变得正常(想想后几集Andy是否还脆弱地哭泣过,Bobby和Mike是否还拥有某种神经质式的粗暴气质,Audrey是否还保持邪魅和不可捉摸?),“音量”趋于温和,属于Lynch电影的魔力便消失了。

《双峰》系列的类型

《双峰》系列交织着戏仿和反类型这两种尝试。前两季其实可以看作某种肥皂剧和罪案剧的类型综合。在情感肥皂剧这一面,拙劣的戏仿成分更多,创作者最初似乎试图是要通过夸张的模仿来嘲笑俗套的狗血剧,后期由于制作上的分权,不同单集之间风格差异变大,剧集变得既像狗血剧,又像在反讽狗血剧,经常令人感到十分无趣;而在罪案剧这一面,我们则可以看到诸多充满新意的反类型设定(更易令人兴奋的部分):警探不再是传统的硬汉形象:Andy面对尸体脆弱到情绪失控而痛哭;FBI探员Dale Cooper开始依靠玄乎的灵性和直觉而非逻辑推理来破案(让人联想到其对后来韦家辉主导的银河映像罪案题材作品造成的影响)。在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Lynch不愿意迎合观众揭露结局的固执,也让《双峰》和其他大多数以揭露凶手作为结局的类型罪案剧区分开来:只有Laura之死成为永恒的谜团,笼络在剧集周围的超验主义气质和神秘色彩才能得以保留,那些Lynch式的直觉性影像表达才能更好地得以欣赏——因此,Lynch的电影必不能有一个明确且权威的解释。尽管Lynch最终失败了,《双峰》在第二季中途就按捺不住揭示出凶手身份,而由Lynch归来救场操刀的最后一集更像是某种不完美的补救,它用出乎意料的开放式结局保证了《双峰》的下限(让它不至于烂俗到底),却也注定了《双峰》难以达到它曾经可能抵达的潜在巅峰。

实际上,《双峰》的试播集就已经是它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除了上述提到的色彩鲜明的Lynch式的表演,它还体现在对于死亡的难以言喻的重视。Lynch非常钟情于《双峰》中的一个镜头,那便是学生们得知Laura死讯时,一位少女捂着耳朵,从教室里跑了出去。他在《双峰》的续作中多次使用这个镜头,可见他对这个镜头的钟爱。这个镜头也从两方面完美地诠释了Lynch的创作,第一,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少女是谁,她可能是任何人,这又是一种充满灵性和直觉的影像;第二,这个镜头彰显了导演和他心目中的小镇居民对于死亡的重视。换句话说,小镇上的居民对于劳拉之死表现出的严肃态度。这正是Lynch非常欣赏的特质。

在隔年拍摄的电影版《双峰·与火同行》中,迎面而来的就是对于《双峰》电视剧的反叛,温和善良、讲义气有担当、处变不惊的基层警长(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范型)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腐败的警局,沆瀣一气、对于罪案漠不关心、热衷于炫耀有毒男性气质的警务人员,或许后者更夸张,但后者明显也更加接近现实,Lynch照例用放大器呈现他的现实主义视角。硬核阴暗的《双峰·与火同行》失败了,而二十五年后的《双峰·回归》则像是两者的调和品,它既试图满足观众的庸常趣味(一边讽刺一边满足),也大量地对现代电影、当代生活进行调侃,这种调和性质在双峰镇警局里体现得很明显:不像《与火同行》里只有坏警察,也不像前两季里只有好警察,《回归》的警局里警察好坏皆有,就像这一季里有好Cooper,也有坏Cooper。

但《回归》在戏仿和反类型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除了对库布里克和昆汀的戏仿,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Lynch对于影视剧里常见“暴富情节”的反类型挪用。在如《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里,主角的暴富通常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意淫,为了爽。令我震惊的是,在《回归》第四集里,Lynch使用“暴富情节”来反射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进一步寄托更宏大的社会批判企图。在剧集里,沉睡而呆滞的好Cooper(披着Dougie Jones的身份) 受到异世界Mike的指引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连赢三十次大奖,总奖金一共四十七万美元。由于生活赋予的重担,扮演妻子的娜奥米·沃茨在得知获奖以前总是处在某种主妇惯有的焦躁状态之中,观众感受不到她对于丈夫的任何真挚情感,有的只是埋怨、嫌弃、抱怨、指责。在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通过对娜奥米·沃茨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进行精心操控,我感受到获得大奖前后这个家庭内部情感体现出的令人惊异的转变,从戾气十足、缺乏耐心、相互嫌弃到温情脉脉而充满爱意。在本剧的“暴富情节”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幻想得到满足,也不是暴富之后的迷失,而更多地因联想起现实中的匮乏而萌生同情:很多家庭大概只是缺钱而已吧,剥除了经济的困扰,某些丑陋的家庭关系也可以变得美好。Lynch想用“暴富情节”折射的不是人的意淫,而是让人反思现实中的匮乏造成的恶果,他绕过表现小情小爱的中产阶级电影的俗例(物质满足,家庭的问题来自于性格与情感;或者物质满足反而带来了问题),尖锐地指向问题的核心: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在于钱!解决了钱的问题,大家便可以相亲相爱。不需像复杂化的左派电影那样隔靴搔痒,Lynch对我们说,钱的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Cooper在赌场帮助的那位流浪汉老人在中奖以后之所以能和儿子修复关系,也佐证了这一点。在这里,他用天真到令人感到可爱的视角和反类型的手段触及了的深刻社会问题,因为演员的表演和人物的情感都是具有现实性的。Lynch诡异的影像往往又充满了天真的情愫,以及对简单的美好的向往(但表达对简单的期盼却往往要走一条复杂的路径)。他的最大魅力也就在于这种荒诞诡异中呈现出来的天真。

除此之外,《双峰·回归》对美国现实具有严肃性的关注是令人震惊的。在《回归》里,毒品枪支泛滥、家庭与社会暴力、严重的失业与贫穷、大众的道德堕落等等社会问题被Lynch用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在游离于主体叙事之外的零散小段落直观呈现出来。他不试图解析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像另一部伟大的美剧《火线》试图做的那样),而是用他的放大器直接呈现底层白人(white trash)的生存状态,在Lynch的镜头里,那着实是一群怪异到令人不安的白人(吸毒之后在孩子身边胡言呓语的母亲;在车里随便朝着餐厅放枪的小孩),虽然并非完全写实,但显然更加趋近于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双峰·回归》和《火线》简直就像是对照的镜像,白人对应黑人,“直观呈现糟糕的状态”对应“仔细剖析社会结构”。

小镇故事:对《蓝丝绒》的反对

谈到《双峰》,“小镇”是一个绕不过的课题。《双峰》的前两季描绘了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一个偏僻封闭的小镇,以及小镇里类似于“熟人社会”的居民关系。在我的印象中,美国这类描绘封闭小镇的电影总伴随着某种对于恐怖的解释,看似宁静谐和的淳朴小镇的底部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肮脏秘密。Lynch在这个课题上却也持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在第一季中,从Special Agent Cooper进入双峰镇之时,他对这个小镇就抱持着一种欣赏和亲近的目光。他最感兴趣的是小镇周围巨大的花旗松(The Douglas fir),是小镇和谐美满的社会生态。当Albert(代表大城市人的视角)对于这个小镇和小镇上的人不屑一顾时,Cooper坚定地维护小镇的居民,礼赞他们的平静。这是一种相对保守化的道德想象:Lynch的思考视角并不寻常,他并不因为小镇表面的平静与和谐认定底部潜流的邪恶更可憎,相反,他认为邪恶在哪里都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小镇或多或少还维持着某种封闭性和道德完整性才使得这种邪恶无从隐形,容易使人察觉——他的潜台词是,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邪恶(也就是Bob)或许是无处不在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这从剧集里,Cooper对于西藏封闭性和独立性的向往,也可以窥见一点痕迹。

《双峰》第一、二季描绘的小镇,总体来说,是一个完整自洽的道德共同体(就像西藏一样)。在Lynch最初执导的一个半小时试播集里,Laura之死在这个小镇掀起的情感波澜是巨大的,它震惊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是Lynch最初的视角。然而,前两季并非Lynch的独立创作,Mark Frost的参与,还有众多导演、编剧的介入使Lynch最初的设想变得不那么整全。因此在第一二季里,一直有两股相互对抗的暗流,一股暗流想要让《双峰》重归小镇叙事,描绘封闭社会内部的肮脏和丑恶,而另一股暗流始终要强调外来者的影响,是这个外来者(Bob),就像某些东西打破了西藏的平静一样。对于Lynch来说,Bob有可能是指电视文化,也有可能是指外部文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采取的视角是保守的。保守,但又是天真的。我想他厌恶现代社会的复杂,他仍然着迷于一些美好而简单的东西,这是他的可爱之处。《狗镇》对于美国小镇的描绘实际上高高在上的批判,既批判不切实际的(无法认识真实人性的)左派,也批判小镇本身的肮脏,但Lynch对这些人,或者这类人,或多或少还带着某种谦卑的态度,这是他值得尊敬的一点,这是一种不回避邪恶的孩子般的天真,他对于现状总体而言投注的是同情和警示,而不是批判。

总体而言,《双峰》前两季中小镇上的成人,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烦恼,他们大致生活在一个可理解的世界中,Bob的入侵和Laura的逝去给他们稳定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但是无论如何,婚姻关系、社会结构、道德基础是稳定的,他们对于生活、过去的认知是稳定可靠的,他们也很少有失控的风险。即使是婚姻出现某些问题,他们也不太试图用破坏的方式(离婚、决裂)去解决问题,而是无止尽地缓和、妥协(Big Ed不愿意去放弃责任感获得快乐;在没有得到Ed的承诺时,Norma不会直接离婚;Ben即使是为非作歹也仍然拥有一个家庭)。

在前两季,Lynch失去对剧情的控制以后,剧集故事变得青少年化,具体言之,它集中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于青少年问题的忧虑。吸毒、贩毒、暴力与色情交易,这些事件大都是青少年自行完成,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和外界的联系要更紧密一些,因此他们受到的坏影响要更多。这或许符合电视剧的受众的某种惯有期待,但也是不够完善的,或者说,不够彻底。

如果《回归》在前两季的基础上做了什么工作,那么首先,Lynch在二十几年后采用了同一批演员去扮演同样的角色,重现曾经那个虚构的小镇,首先就造成了某种“少年时代”的效果,用强有力的影像形式让人感慨真实的时光流逝(影像的绝对真实性/现实主义在此突出了),不过却缺少了任何意义上的温情,宿命论和罪恶的循环、遗传被强化了。如果说前两季在忧虑青少年的问题,那么第三季就表现了这种忧虑的后果:那些为非作歹、不循规蹈矩的青少年长大以后会怎样呢?双峰镇明显变得更加暴力,毒品、枪支愈发泛滥,女性遭受的虐待比以往更加严重。从前两季跳跃到第三季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那个勉力维持的整全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几乎所有曾经的情侣、夫妻都分离了,Audrey不知所踪,勉力维持的小镇的道德完整性已经完全垮台了。Bobby和Shelly,这一部在前两季里并非被Lynch撮合在一起的情侣,已经离婚,他们的女儿再一次陷入男人的精神/身体虐待之中。在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里,Bobby出神地盯着那个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抱怨自己因为堵车不能回家的女人,她的孩子呕吐出粘稠的绿色液体,在那个时刻,对于Bobby来说,世界似乎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是整个双峰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之一,表达了对于时代的某种惊诧:忽然发现Trump的存在)他好像还活在前两季那个世界里。

在《回归》里,小镇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着或多或少、显而易见的联系。世界不再变得可理解了。同时,小镇也显现出内外有别的状态。曾经出现在前两季的人们,他们作为表征,用来或多或少来喻示对于过去的怀念,他们代表着某种稳定,无论是警长、Hawk、Andy和Lucy,还是Ben、Bobby,表现得相对反倒更显平静和正常了。在外世界里,Lynch用一种趋近于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小镇出现了很多观众无法识别和无从识别的面孔,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而疏离,他们的话语显得怪异、恐怖,有时甚至有些可笑。在Roadhouse里是一堆陌生人,戾气十足,男人随时可以对女人施加暴力,他们讨论的是毒品、枪支和各种不可理解的事件。封闭的小镇被打开了,充斥了缺乏社区意识、社会联系的陌生人朝向彼此施加着暴力和恶意,道德秩序分崩离析,勉力维持的小镇只剩下一点点老旧的废墟,这着实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悲观态度。用可理解、有秩序的叙事形式再来呈现这个小镇(或者美国)已变得不可能,所以,展示一堆碎片就够了!如果延伸开来说,导演或许也在暗示着某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双峰》的政治倾向

不论怎样,《双峰·回归》是一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关涉现实却又不合时宜的电视剧。在剧集里,处处可见对于时代已逝的感叹,格格不入之感,这其中很难说不暗含着Lynch自己对于时代的悲叹和不满。Audrey被囚禁在导演设置无可逃脱的笼子里,她不断想要回到Roadhouse酒吧,但是又没办法迈出第一步,当她回到Roadhouse的时候,发现Roadhouse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那已经是一个不可回归的场所。暮年的Gordon Cole(即Lynch)和Albert在剧中不断地叹息,他们和新生代的Tammy之间明显隔着一道屏障,显然他们是怀旧的,但很显然,时光易逝不可追,大北方酒店的钥匙早已不再使用了。

Lynch仍然用老派的方法做电影,他也没有“追求进步”,去展现那些“先进”的政治意识,这大概是他自觉落在时代后面而慨叹的原因。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全部是白人,它在涉及现实的时候,展示的也是白人的困境,唯一让人留下印象的黑人是开车送好Cooper去赌场的那位女性工作者,但是她似乎对Cooper的处境抱有一种应付、迁就、漠不关心的态度,从始至终,她就是一个局外人,她丢弃了重要的道具:大北方酒店的钥匙。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很“危险”的政治意识:黑人就是与Lynch的世界格格不入。

就算Lynch没有显著的种族歧视思想,他在电影里的做法也是足够保守的,他电影里的有色人种角色几乎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只是某种模板。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觉和坚守,在今天动辄牵涉种族问题的美国电影中,Lynch的坚持和执着或许可以从“艺术至上”的角度做另一重解读:他不去表现他不熟悉的人物,或者他单纯觉得他们不美,他有他的局限性,这其实无可厚非。作为一个天真的、纯粹的艺术家,他不去表现那些他从未体会过的焦虑和苦楚,他的烦恼天生就是“白人化”的,虽然他时时刻刻想要跳脱美国白人社区和美国白人生活方式,但是他的解构和反讽永远首先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生活模式(白人的生活模式)之上的。

如何在左派电影的框架之外进行社会批判?Lynch的例子是罕见的。他在《双峰·回归》里是如此深度地涉及了美国的众多社会问题,但又跳脱了市面上所有最常见的框架,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天才。从《双峰》前两季,到《与火同行》,再到《回归》,所有的道德思考全部建立在一种相对保守化,甚至可以说宗教化的路径上。导演更着力于描写“善/恶”,而非“对/错”,也非任何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包括问题、灾难背后的社会结构。Lynch知道,影像从来都只能呈现它本身,它是不具备深度的,它只能以直观取胜。在《双峰》系列里,人物的好/坏,善/恶,从来都是鲜明的,内生不变的。“善”与“恶”从来都不混沌、也不复杂,没有纠缠在一个人的身上,也没有任何道德困境。即使是Cooper,要表现他的黑暗面,也要制造一个Bad Cooper出来,而不是表现Cooper的evilness,这与其说是某种符号学或者象征主义的创作路径,不如说就是某种简单纯粹的世界观(一种很本真的性善论)。

Bob和Judy用来喻示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的神秘力量,但与此同时,Bob(尤其在第二季的第七集中)也是某种对人性产生怜悯而生发出来的东西,在Leeland死去的那一刻,他的惨像和挣扎让观众更多地对他抱有同情,而非厌恶,这是一种对人性的软弱的超出常规的理解与同情,对于人的超出常理的欲望的怜悯,一种剥离了“对/错”的观念,甚至是超脱了“罪与罚”的悲悯视角。

Lynch在电影和言谈里经常提及光明与黑暗的对抗。在接受《电影手册》采访的时候,他说过现在是一个黑暗多于光明的时代。在他心目中,也有光明的象征,那就是Andy和Lucy,这是两个伟大的电影形象,他们都是某种理想化的存在,在导演那里,Andy和Lucy代表了某种绝对的善良,或者说绝对不可能被侵染的光明,这也是为什么他让Andy担负起营救Naido(剧集里的无眼女)的任务。对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笑道令人荒诞的迟钝的揶揄,其实寄寓着相当的赞许和同情,甚至是羡慕,一种亲近而毫无恶意的打趣和调侃,你明显能感觉到导演那明显带有善意的目光,正因为Lucy连移动电话(mobile phone)都理解不了,她和Andy才能保持某种道德上的完整性(integrity)(这里同样也暗含着某些对于时代的讽刺)。但导演对他们也有一点调侃,Andy和Lucy不了解印第安人(Indian),他们用天真的口吻问Hawk有关原住民的愚蠢问题(而不怕冒犯)。但导演想告诉我们,他们不了解印第安人,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善良。他想说的大概是,善良比正确更重要,因为一个像Andy那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坏事。Lucy和Andy让我们思考,甚至带有某种美式反智主义的色彩(即保守主义歌颂“傻子”的传统,《阿甘正传》《生活多美好》),是否聪明就意味着或多或少的邪恶,而善良又总是某种或多或少的迟钝和愚蠢,聪明真的是值得赞许的吗?在黑暗时代,至少勇气比聪明更重要,迟钝又善良的Cooper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南方车站的聚会》:群众力量与性压抑

美国黑色电影(film noir)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早已消亡。《南方车站的聚会》(以下简称《南方车站》)并非黑色电影,它只是虔诚模仿着后者,并浮光掠影地展现了相当多其他类型片(或艺术电影)的影像元素,就像一大段节奏缓慢的混剪。电影形式与叙事上的虔诚,表明它并非戏仿之作(parody),而是混成品(pastiche)。在这种风格中,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作者「把各种已死去的风格和过去的艺术语言作为创作新作品的工具」①。导演刁亦男既试图唤醒并激活一种沉睡多年的风格(如他在《白日焰火》中所做的那样),也打算以影像趣味,而非独创形式,来承载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理解。

导演电影趣味的广泛使《南方车站》相当丰富,以至于几乎完全符合苏珊·桑塔格提出的影迷对电影(Cinema)的六项主要期待:「足够现代,易被接受,诗意的,有神秘感,能撩起人的性欲(erotic),有寓意(moral)」②。除了倒数第二条。

《南方车站》毫不性感(erotic),它展现了太强的控制欲、确定感以及过于紧绷的情绪。影像不稳定性与暧昧性的匮乏,让本应被莫名激起的情绪、知觉消失无踪。这个问题,一方面由形式上的借鉴与复制造成,另一方面则应归咎于人物塑造——周泽农(胡歌)太笃定,而刘爱爱(桂纶镁)欠缺一点风情。

周是一个过于坚定的人物,他不像黑色电影的典型男主角那样,他缺少犹疑感与好奇心,不够神经质,罕有向外探索的意识,对家庭价值信奉不疑,他内心保持着稳定的道德秩序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他是惩罚强奸者的「战神」(他穿着战神巴蒂斯图塔的阿根廷球衣)。就连他的逃亡本身也只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意外,而非任何道德、情感、价值观上的瞬间动摇。刘爱爱这一形象则是缺乏情欲的。男孩子般的短发、保守的装扮、毫不性感的神态与风致,以及摄像机拍摄她时最频繁采用的全景与中景镜头。她是如此缺乏传统男性视角下的女性魅力,以至于会让人猜测是女同性恋(也并非会激起女同性恋性欲的那一类)。

就像生长在《海斯法典》阴影下的黑色电影一样,《南方车站》更倾向于「通过象征和省略(ellipsis)来表现性交」③。比如用飞机照片与手枪来暗喻周泽农的自慰行为,又比如周刘那段相当缺乏说服力的水上性爱:以纠缠的双腿开端,又以漱口这一省略性镜头收尾。对于性爱的符号化处理似乎始终在强调一点:在这部电影里,性行为只是必须完成的步骤,表现它的镜头决不应该像周泽农吃面的场景(反复的特写、夸张的声效、生动而投入的表演)一样令人愉悦,而是应该引人深思。

然而,《马耳他之鹰》《双重赔偿》又是性感的。不仅仅因为道德意识的暧昧与不稳定,更是因为它们本身都仍试图在障碍(审查)中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性别形象(不论男女)和性爱场景,或是以恋物化的细节来制造挑逗性(eroticism)。《南方车站》干脆放弃了这种努力,影片中的性爱场景就像是全盘沿袭黑色电影叙事后的例行公事,或是形式惯性的遗留物。在《南方车站》里,「手枪」「飞机」「漱口」这些符号用来暗示性,然而它们既未被有意味的挑逗性细节所补充,亦无法导向任何稳定的所指。

以往,刁亦男电影中的「性」是痛苦的,或是启示性的,至少全是富有意味的。而在《南方车站》里,「性」似乎变为无所归托的能指。它有时是无来由的暴力(片末的强奸),有时就干脆成为一种纯粹的缓和性活动(周刘的水上性爱),它的存在并非意在生成什么,或是指涉什么——它就像电影里常见的抽烟镜头一样,只为缓解和放松。

因此,在那段水上性爱戏中,「游泳」、「做爱」、「抽烟」三者并非顺承,而是并置的。「游泳」并非准备,「抽烟」亦不是回味,它们都只是短暂的放松。仅此而已。由此而言,周刘的性爱并非由浪漫引发,而是为了缓解共同的外部压力——他们就像两位劳累过度的餐厅员工,只是想要逃离经理的监视,一起出来抽根烟而已。(一个常识是,人紧张时是不可能享受性爱的。强烈的性欲应该产生于全然放松的状态之下,任何严酷、压抑、紧张、恐惧的环境都会让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经典黑色电影中的情色只不过是内在暴力的显形而已,那么《南方车站》则连情色这一层外壳也没有了,它被另一重暴力掩盖、压抑、封锁,完全无从表达。

在形式上,这种暴力首先来源于景深镜头与声效共同构建的监控氛围。若延伸到文本之外,它便不仅是黑夜里突然出现在小巷深处的居民了,而更依托于对某种历史或社会现实有着切身体察的观众才能理解的语境。只有在文革电影里,才能找到类似的恐惧,比如《芙蓉镇》:村民突然出现在后景,秦书田与胡玉音触电般分开。

想想《双重赔偿》里的超市戏吧。尽管男女主角处在忧虑中,但超市顾客的插科打诨绝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恐慌,而只是让观众喘一口气——美国人绝不会想到任何一个出现在超市的群众,都有可能成为道德/法律监视的工具。在美国的黑色电影里,制造惊悚与恐惧的只可能是个别警探(想想女主躲在门后,侦探处在后景的戏),不可能是群众。

另一方面,监控氛围也和某些特有的中国城市空间有关:缺乏私密空间的筒子楼、摄像头密集的火车站、无处不在的破败小旅馆。这些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时代,却仍有着不可否认的真实性。导演在拍摄某些室内戏时,总要借助后景(窗户玻璃后面的人)来制造景深。《双重赔偿》里的私密公寓在《南方车站》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从这个角度来想,《芙蓉镇》对男女主角之间激情的想象,有点过于温情了。

然而,监视体系也有层级,被压在最底端的是女性。刁亦男所说的「女性结盟,把男人留在暗夜」④不仅是主题解读,更是形式描述。在《南方车站》里,刘爱爱时常出现在前景,而后景或阴影里,永远有一个男人,死死地监视着她。一开始是她的老板华华(奇道),随后是周泽农和闫哥(黄觉),末尾则是刘队(廖凡)。尽管男人们自身已是监控对象(罪犯/黑社会/闹事者),却仍紧紧控制着身边的女性。

如前所述,刘爱爱有潜在的女同性恋倾向(刘爱爱与杨淑俊(万茜)亲密关系暗示了这一点)。但很难讲她们究竟是天生拉拉(lesbians),还是因为被无处不在的监视、审查、怀疑、无处不在的男性目光逼得无路可退,才不得不假装同性恋以避免侵犯。在野鹅湖边,刘爱爱的装扮作为象征,亦隐隐回应着此种暴力:短发、白色宽檐帽、淡雅的连衣裙。这一形象并非出自任何西方电影,而是来自杨延晋作品《小街》(1981)的女主角瑜(张瑜)。

在《小街》中,女主角瑜(张瑜)被红卫兵铰了头发,从此便耻于上街。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被剪短的头发是罪人的象征;另一方面,她内生的羞耻感来源于一种简单逻辑——没有了长发,便不是女人。这极大影响了瑜的性别认同:她将长布一端系于桌腿上拉紧,另一端顺着胸口转过去,紧紧压平乳房(动作设计与《南方车站》周泽农裹绷带的方式极为相似)伪装成男性。在和男主角夏(郭凯敏)的交往中,她也压抑住性征,恐惧被夏发现自己是女人。在恐怖诡异的社会氛围里,即使在进入亲密的二人世界后,她也无法摆脱恐惧与耻辱。

在另一个场景中,为了给母亲治病,被迫出门的瑜(此时她的装扮酷似湖边的刘爱爱)被群众发现、审问。她的帽子给红卫兵夺掉,飞进男厕所。这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化的性别羞辱。更可怕的是,在电影里,她活在一种比遭受羞辱更可怕的,无时无刻的对羞辱的恐惧之中。

在《南方车站》末尾,刘爱爱被一个陌生男人抓住审问是否是「陪泳女」。她那惊惶、不知所措、任人摆布的神情(以及背后的道德恐慌)与《小街》中的瑜如出一辙。随后她被那个男人当街强奸,其场面的恐怖与痛苦是导演拒绝表现性爱快感的另一明证。南非作家J.M. 库切(Disgrace, 2001)曾经写道,「一个女同性恋被强奸是比处女被强奸更糟糕的事情」。若真的将刘爱爱理解为女同性恋,那么男性的强奸和羞辱不仅是对身体和性意愿的暴力,更是对其根深蒂固性取向施加的暴力。

这种暴力也体现在馄饨店附近那场逃生戏中。男人们争斗着,女人却无所适从,只得惊恐地四处窜逃。然而,逃向何方?即使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戏,「结盟」的两位女性,能带着些许安全感,手挽手向前走,也仍然无法避开警察的窥视。

刁亦男前作常见的「跟踪」与本片的「监视」截然不同。前者往往还具有一定暧昧性,是未知的,性感的,向外涌动的,它导向某种私密的欲望;而后者则是机械的,向内坍塌的,系统性、工具化的行为,导向某种共同体的诉求——在《南方车站》里,警察总是集体行动。

此时,私人的情感、欲望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处不在的恐惧。

通过在视觉母题之间制造微妙差异,导演完成了某种从私人化表达向公共化表达的转换。在本片里,刁亦男似乎更接近于第五代导演,急不可耐地由形式直接指向对社会及历史的反思(陈凯歌《黄土地》,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非如同他的同辈(第六代导演)那样,首先诉诸个体的复杂性。

不论如何,正因为根植于中国电影传统与社会语境,《南方车站》才得以在复杂的形式之外获得了宝贵的社会批判性,这也是它同《地球最后的夜晚》截然不同的地方。


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闪灵>中的历史主义》,见《可见的签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3页。
② Susan Sontag, The Decay of Cinema,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5 1996.
③詹姆斯·纳雷摩尔,《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5页。
④《刁亦男说“南方车站”:女性结盟,把男人留在暗夜》,《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2019-12-25。

重读《品川猴》

最近再次阅读了一遍村上春树短篇小说《品川猴》的英译版(译者是Philip Gabriel)。也再次觉得很好。这次阅读,尤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小说女主人公瑞纪的丈夫安藤。安藤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只在小说几处零星出现,用来展示瑞纪平淡的婚姻生活。正因为如此,前几次阅读时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

然而这一次,我却感觉到了村上春树以及译者Gabriel轻描淡写的口吻(understatement)背后的强烈反讽语调。看着寥寥几个片段,我数次笑出声来,一位我们如今熟识的爱说教、控制欲强又非常”理性”的爹味儿直男形象仅仅通过只言片语便昭然若揭了。

这让我意识到这篇小说(我不懂日语,看不懂日文版,也许有美国译者的功劳)选取了某种深且隐的女性视角。在作者(译者)独特的叙述语调当中,对男性的批评并不直接流露出来,而是通过只言片语和特殊的用词轻微地揭示。但正是如此,反而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女性深度精神压抑的状态:面对男人,她们连批评和讽刺都要有所保留。在小说里,女性在流露对男性不满时,总是主动替男性往回找补,常说的一句话是:“其实他也没有恶意(He didn’t mean any harm)。”这种叙述语调让我想起了乔伊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小说《泥土》(Clay),其中以女性出发的叙述语调与《品川猴》英译版如出一辙。

为了方便,我将小说的中译版(林少华译)分享给一位朋友,然后和她聊起了安藤这个人物,让我惊讶的是,在读完中译版后,她对安藤的印象和我截然不同。在她眼里,安藤是位通情达理但只是偶尔不太关心妻子的丈夫。这让我很惊讶,于是我又回去阅读了一遍中译版。我发现,涉及丈夫的描述在中英版里确实截然不同。中译版在很大程度上用一种和稀泥式的男性客观口吻模糊了基本的女性视角,英译版中的讽刺语调在中译版里也几乎找不到。总的来说,在一篇本来意在讥讽日本男性、为女性说话的小说里,中文版的译者却反过来用语言为男性辩护,弱化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下面我摘取三段,进行一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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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Pornhub的伦理风险

《纽约时报》最近刊载报道,指出全球最大的色情视频网站PORNHUB中有大量未经严格验证与审核的片段,其中的“主角”可能是在胁迫下进行性爱表演,或者被拍摄下来的场面本来就是强奸。很多视频无法下架,让当事人困扰多年。此报道引起渲染大波。

你确实无法分辨用户上传视频里的那些“表演者”是否是自愿的,这是使用Pornhub时常常会产生的焦虑。有些视频太真实,但事后你发现那不过是自愿表演,因为表演者甚至有个人网站来介绍她自己,但或许是为了营造真实感,视频的末尾不会声明“表演者已成年且完全自愿”。有些视频即使很像是“工业制作”,但你也有理由怀疑,表演者(尤其是女性表演者)是否是被胁迫的(尤其是东亚的色情视频)。有些在表演中有“虐待情节”的视频会在末尾和开头剪接进两段小采访,通常是视频中的“被虐待者”体态放松地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接受采访,表明她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并非被胁迫。这种采访既有道德自证的作用,也能够舒缓视频主体部分紧张而令人不安的气氛,自然而愉悦是很难演出来的。

因此,《纽约时报》对于PornHub的报道和抨击是很有价值的。Pornhub全站的视频数量从数千万锐减到三百万左右,这或许说明了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该网站享受到的愉悦都有可能是建立在对于所谓“表演者”的胁迫、暴力的基础上。这会让人反思,你在使用免费付费色情视频时获取愉悦的正当性究竟是否存在。更不用说传播了。

话说回来,即使是有些日本AV(有厂牌的),看到女表演者的表情,你难道能相信她是自愿的吗?(不同于其他国家,大部分中国的表演者都遮住了面部,这也许就是中国智慧吧。)她们在面对摄影机时所采取的表演方式,是不是在暗示她们走入这个行业时本身的不情愿或者是她在想到潜在社会压力之后所感受到的负担呢。高中的时候知道了饭岛爱这个人,也看了有关她的电影《柏拉图式性爱》,她在入行前后遭受到的打击与折磨可并不比“非自愿拍摄视频”低。从这个角度说,只要看工业化制作的成人视频,就有严重剥削压迫表演者的风险,不论她/他名义上是不是自愿的。

Pornhub上也有一些经过认证的UP主,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工业体系,拍摄视频全出自自愿,展现了性爱愉悦和轻松的这一面。这些博主仿佛一缕光,照亮了PORNHUB黑色基调为主的页面。这些博主有单人拍摄,也有情侣拍摄。他们的视频与上述工业化视频的区别在于,工业化性爱视频始终有一种剥离情感、剥离日常生活气氛的紧张感,目的直接、强度高:除了性就是性,就像是垃圾食品,除了糖就是糖。而这些独立创作者的视频日常感非常浓厚,譬如有一位法国女博主,在她的性爱视频里,性场面或许只占30%,剩下的部分包含她和男友做饭开车调情,几乎像是一部普通的情侣旅行vlog了;另一对中国情侣,虽然他们拍摄的是BDSM视频,但观看者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双方的愉悦(这是很直观的)。他们在视频中的调情,视频氛围中的舒适感、愉悦感、自在感可以缓解“性虐游戏”给人带来的紧张与创伤。事实上,PORNHUB评论区的大众也更喜欢这一类视频,他们会指责某一些视频的浮夸、做作与表演性质,而赞扬这一类视频的自然适意富有生活气息。

总而言之,我觉得,不仅仅是观看未经认证的,存在表演者被胁迫风险的色情视频片段是不道德的,观看企业制作的工业化色情视频同样不体面,如果想保持内心道德感的平衡,请多看一看独立视频制作者制作的愉悦地展现性爱的色情视频(注意:并不是表现性爱愉悦的视频,这两者截然不同)。在任何领域,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独立和DIY都是有必要的,这才算是回归了互联网初心。

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隐含作者

爱丽丝·门罗喜爱带着同情目光嘲弄那些因匮乏经验(主要是性经验)而倾向于戏剧化处理(dramatize)生活琐事的知识/学术女性。她们对知识的爱通常是真实而热切的,然而正因如此,她们容易陷入或主动或被动的孤立(尤其在加拿大的乡村中),对知识的投入(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和由环境造成的孤立是相辅相成、螺旋加剧的两个主要因素。

她们缺乏实际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实际的有些粗俗诉诸本能的relationship),缺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言「活的生活」的体验。

傲慢与自卑并存于她们与乡野俗人的交往当中,自卑远多于傲慢,傲慢实际来自她们对于自卑的某种本能性的克服,那是一种色厉内荏式的傲慢,甚至有时,连「色」也「厉」不起来,有的只是虚张声势:你想要装得像他们一样,但他们却没一点类似的想法。双方根本是不对等的。

因为匮乏经验,她们便耽于想象,或是使微不足道地细节变得或过分夸张,或过分神圣,或过分浪漫,或过分悲伤。有时显得过分脆弱,另一些时候显得过分敏锐,就像先知一样。爱丽丝·门罗小说的戏剧张力一方面来源于此种幻想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这种想象本身,它(不是主人公)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爱丽丝·门罗小说有趣的一点在于,它的叙述者(narrator),更准确地说是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本身就具有她(姑且认为叙述者是一位女性)常常贬损或者嘲弄的特质:喜爱叙述夸张的、戏剧化的感情事件(这一点她恐怕与契诃夫完全不同),过于频繁出现的巧合与时间跨度过长的欺骗,多得过分的(至少是密度太高)对于生活的顿悟(epiphany)。这样说也许不过分,仿佛生活中任何一点点细节,哪怕是桌布上的一片面包屑,也能引发隐含作者的无限联想。

这会让人觉得,太敏感了,也太「知识分子」了。谁知道呢,采取此种叙述策略的隐含作者本身就是她所嘲讽的那类人。这让我感觉到,爱丽丝·门罗的隐含作者是缺乏自我意识的,即深藏在人物背后的那个作家,或者,那个语调,往往未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开始嘲弄与她具有相同特点的女性。

但正因为这样,爱丽丝·门罗的嘲弄才不是尖刻、锐利、入骨的,而是带有理解与同情的,它不像是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开头对罗伯特·科恩式的人物进行的不留情面的嘲讽。但这个隐含作者又不是人物,因为你无法感受到作者(通过叙述语调和故事编排方式)是在讲她自己的故事,而是,仿佛在讲一个和她类似的闺蜜的故事。这让叙述者的语调和人物的心灵结合起来具有了某种富有相当默契的复调性,她们对世界的理解大抵相同或略有区别,当你看着其中一人使用精准的语言剖析、嘲弄、关怀另一人时,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那种趣味,就像是一个拥有同样缺点的女人在贬损她具有相同缺点的闺蜜一样。

爱丽丝·门罗一点也不像契诃夫,她也不是一个「散文化」的小说家,她小说里的每一处细节会让你感觉到有某种意义。读她的小说不会让你思考什么,也不会让你感受到什么,而总是会让你意识到什么,这「意识到的内容」往往是否定式、追溯式、过分具有概括性的(因而也缺乏实际意义):即生活不是XXX,爱情不是XXX,而不是反过来,它往往带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时过境迁的怀疑与悔恨(而作者要以一种过分矫情的解读来冲抵这种悔恨,就像她的主人公一样),以及对宗教本身的淡漠(因为在她的小说里你既看不到强烈的无神论倾向,也看不到对宗教的热衷,宗教总是作为功能性的元素被置放到小说中)。

爱丽丝·门罗的隐含作者最可爱的时候是当她毫无保留地描述那些她讨厌的人的时候。在那种时候,对文本微妙性的渴求让位给一种强烈的情绪,作者想表达一种观点:他/她真的很令人讨厌,而她确实用笔触让你讨厌这类人,你甚至能感到此隐含作者的洋洋得意和解气感。总而言之,这种强烈的情绪以及由之而来的倾向性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中是罕见的。

在更多时候,她是要取得一种平衡,即过分平淡的时候,需要增添一些戏剧佐料,而人物心理太活跃的时候,她往往要告诉读者,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些富有意涵的细节在这种时候成为了她的砝码。她就像在调配调料一般写小说,而非从内心流淌出来,换句话说,正因知识分子的自矜和傲慢,她的灵魂还是被强烈地阻闭着,无法把心里话完全写出来,她要装得像那些「懂得生活」的人,但她又不能太懂生活,因为这样,她就和他们没有区别了。

正因为如此,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是好模仿的,所以我们看到,抛开那些冗长的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J.M. 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成功地写出了比爱丽丝·门罗更爱丽丝·门罗的系列短篇小说。从另一角度来讲,具有阴性知识分子气质的库切也很像爱丽丝·门罗(所以他才能写出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库切在某种程度上比爱丽丝·门罗更自由罢了。

《巫山云雨》和章明的电影

今年年初,我在某个影展看了几部章明作品:《新娘》《巫山之春》《秘语十七小时》《爱情狗》,都非常喜欢,尤其是《新娘》。之前在院线看过《冥王星时刻》,最近又在电脑上看了《巫山之春》,所以想起写写自己私人的感受和想法。

章明导演当时在映后谈说,没有几部电影,他能真正按照自己想法来,大部分都是迁就妥协的产物。

根据他的描述,妥协程度还都不小。处女作《巫山云雨》早期被禁播,删减。《秘语十七小时》原本打算拍成恐怖片,在剧组就绪之时,审查受阻,只好临时改剧本,最大限度去掉恐怖元素。《爱情狗》是为邓建国拍的“私人订制”影片。也就是在《新娘》里,导演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想法,他打趣说《新娘》的拍摄是一次消费,而非投资。

不知是因性情经时间淘洗渐趋平淡,还是生来如此,章明说起这些事的时候,语调淡然而轻松,似乎丝毫没把那些挫折和遗憾当回事,透露出达观的态度。而且我能感觉到,那不是掩饰,也不是虚辞,而是真心话。我当时就想,只有如此人生态度松弛的人,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啊!(《新娘》的映后)

章明的电影方方面面都非常有趣,谈论起来也相当困难。但我想,最容易的一个切入角度大概是,他“如何表现人的欲望”。或者在中间插入一个“诗意地”,即他如何“诗意地表现人的欲望”。

在我看来,用更简单的话(也为大多数人认同)去表述,即章明倾向于用除性爱场面之外的间接场景去描写人的欲望,尤其是性欲,因而造出诗意和余韵来。但这样讲,颗粒稍有些粗。

具体而言,至少有两个侧面可以表述此种描述性欲的方式。一种便是在“压抑”中呈现性欲,就像很多第五代电影导演(或第四代)的作品,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谢飞《香魂女》。通过各类影像形式,展现出强烈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有时候或许可以是性感的(erotic),但它们通常也是更为历史化,意识形态化的。

这类电影承载了鲁迅以降的中国文学传统中惯有的批判色彩(它们也几乎都是文学改编)。你可以在其中找到明显的对立关系:“保守/开放”,“封建/进步”,“压迫/反抗”,“压抑/释放”。(对于鲁迅来说,最显明的类似例子便是《长明灯》《狂人日记》罢)

在这类电影(或文本中),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有时候是“制度”,这在第六代导演中可能更加常见)被视作是压迫人性,压迫欲望的罪魁祸首。它们像幽灵一样折磨了人之后,又附身在人身上,促使她/他去折磨其他人(《香魂女》)。欲望就在强有力的“压抑”和“缺失”中呈现。因此,这类电影里的欲望释放是有爆发力的。即使是某些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比如刁亦男的《夜车》)里,也存在此种欲望结构。甚至连章明的《巫山云雨》也受到这种影响。(可以看看出现在策划或者监制里的那些著名电影人,比如田壮壮。)

但《巫山云雨》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在它身上时时可见上述那些电影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不论是文本、影像、布景还是人物形象,表演方式),但是它却以独有的方式在抵御甚至拆解上述结构。两种结构并存于这部电影中(《新娘》似乎完全摆脱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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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情的终结》读后札记

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讲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二战时期英国,作家莫里斯爱上有夫之妇萨拉,两人长期欺瞒愚蠢丈夫亨利(似福楼拜笔下的夏尔·包法利而更生动),肆无忌惮幽会做爱。然而在一次轰炸后,萨拉突然以沉默姿态离去。这令莫里斯痛苦无比,他雇佣侦探调查,得到萨拉的日记,读毕才意识到萨拉还爱着自己,不过萨拉的心日久已被上帝所占据……他不顾一切地联系到萨拉,表白衷情,但不久萨拉就离世。其后,莫里斯与亨利相依为命,且他的无神论世界观开始动摇,开始与上帝对话。

这本小说的优秀之处并不在故事,而在叙述。

首先,小说的结构很有趣。前半部分(第一部/第二部),“我”(莫里斯)喋喋不休对萨拉之爱与怨妒,同时揭露往事,过渡部分则原文照录萨拉日记(第三部),结尾部分(第四部/第五部)转向客观,渐渐揭示出“我”想象之萨拉和真实之萨拉的鸿沟。

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显然前半部分更有吸引力些。原因在于其声音(巴赫金所谓“voice”)之迷人。作为叙事者的莫里斯在描述失恋事件时展现出一种奇怪魅力:他描述自己的创伤,但不沉溺,以笃定和轻快之口吻淡化痛苦与创伤,仿佛在谈论另一人。作为读者,自然能意识到这仅是刻意的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而此种叙述的魅力恰在于此——叙述者的自负和掩饰反倒解除读者负担,让他们不必戴着沉重情绪枷锁感受失恋。作者聪明之处在于,他尽可能详尽而微妙地描述失恋感受,却并不使之情感化。

这会让我有一种意识(可能也会让其他某些读者有相同的潜意识):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试图让读者了解其内心感受的同时,减轻他们的情感负担。因而,我对前半部分的莫里斯产生了莫名好感。此种好感同样也来源于莫里斯不同寻常的冷嘲(cynical)态度,以及这种冷嘲态度背后似乎更强烈而真挚的感情(类似于J.D.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这种感情有时会在“我”的叙述偶尔直接凸显出来,有时则通过叙述的编排来暗示。

例如,莫里斯一直采取观察与分析的态度回味此次“终结”。他并没有如某些恋爱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沉溺在回忆的世界里咀嚼痛苦,而是抬起头,将眼睛睁开,不断地观察并评判着他周遭的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既淡化了他的创伤,也减弱了读者可能感受到的负面情绪。然而,创伤却也还时时显现。

莫里斯如怨妇一般不断观察评判着他周围的人(尤其是亨利),这显然在暗示着他的痛苦:他不愿意触碰内心那些痛苦,所以他选择一直不去谈论它们,而用评判他人来逃避自我省视。另外,表面上他虽愤世嫉俗,对谁都不屑一顾,但是实际上他却不会放弃和任何一个人对话的机会(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心里),他始终拒绝一个人待着,因为独处对他而言意味着地狱。他是一个敢于逃避的人(在我看来这并非一个缺点),当他读萨拉的日记时,他说: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当日记里的某段内容让我感到太难过时,我总是一再跳过去不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p.171)

莫里斯用详尽言辞评判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最细微的行为与举止: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敏锐可爱毒舌,有些则会厌烦。他也会一本正经长篇累牍地细心解释自己每一句话的缘由:“我这么说是因为……”喋喋不休的姿态也暗示着他的创伤与痛苦(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叙述者“我”明显缺乏反思意识:他以自我为中心,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在恋情中存在的问题(但我们在他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有问题),对于另一半责怪多于怜悯,对于恋人的丈夫则抱持着轻蔑而非愧疚的态度。

在小说里,这种拒绝反省的轻佻口吻和莫里斯的无神论者身份联系起来,显而易见地抵制着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忏悔、内省传统,以及常出现在现代小说中的沉思姿态。在小说中,莫里斯自然而然也对天主教和天主教徒怀着轻蔑的态度,他甚至对激进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也很轻蔑——对他而言,除了自己和爱情,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了。

因此在后半部分,莫里斯成为了反派。他独特的叙述声音与突然出现的萨拉日记文本产生了强烈对抗,后者采取了强烈的内省自责姿态。萨拉日记,伴随着萨拉本人的死亡,战胜了莫里斯,让莫里斯的世界开始发生动摇,他的叙述也慢慢变得游移起来。

从故事情节来看,莫里斯的确似乎被上帝和萨拉打败了,但语言来看,则并不是。对我而言,萨拉的日记文本单调乏味得可怕,远不及前半部分莫里斯的叙述那么有魅力。在读第二部分的时候,莫里斯第一部分的叙述时时在我心中复现,那个可爱真实声音的消失让我惋惜又回味。作者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制造无神论者世界观的动摇,但他的叙述反而让我更爱那个自大的无神论者了(像是一位演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把穷凶极恶的反派演得惹人喜爱)。

而莫里斯在第二部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作者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萨拉的死亡,斯迈思脸上疤痕奇迹般的消失。这些都并不能让人信服,它们让人感觉到莫里斯在结尾处的转变似乎是作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作家的作者不得不采纳的结局,这明显的虚构痕迹让人愤怒地觉察到第一部分可爱的莫里斯被作者操弄了。这又好像一部宣传正能量的电影里,反而是真实的反派更惹人喜欢一样(《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

P.S. 本书的标题:The End of The Affair也很有趣。我想,用the affair,而不用an affair,此即流露出一种笃定的回忆姿态,而非讲述故事的姿态。作者摆明了要回忆“那一次”恋爱,而不是要讲述“某一次”恋爱。而“那一次”(the)也暗示着某种独殊性和不可取代性,即隐含作者是如此重视这段恋情,认为它与其他所有都不相同。

扭曲的梦想与大城市的幻象

ON PODCAST & ESSAY: Sharing A Cab, And My Toes 

去年听到一期Modern Love,标题是“共享一辆的士,还有我的脚趾”(Sharing A Cab, And My Toes),至今念念不忘。播客由Greta Gerwig朗读,第一人称,一位来纽约追逐梦想的女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Lady Bird的导演来读这篇文章再合适不过了,她拍前半部分,读后半部分。

作者三十多岁才来到纽约,在此以前,她忙于追逐稳定的生活:文学博士、稳定教职、与一位教授同事结婚、养育几个孩子。不过事与愿违,她的计划在“获取教职”这一步就中断了。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她没办法找到工作。

她开始反思,并且改换主意,面对自我,想要去纽约追逐梦想。有点晚了,但还来得及。

我一直被“乖女孩”这件紧身衣裹着,做的事情全是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好成绩,上研究生院,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端庄得体。但是,这样的直截了当、范围狭窄的路径却将我导向死胡同:失业和债务。当我看着那些我寻找学术类工作时收到的拒绝信,我感到内心涌起了安慰。我现在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想。现在,我能够搬去纽约了。

来到纽约之后,为了谋生,她在一家“标准考试培训”公司做教研工作,她发现这里(或者所有这种类型的公司)有很多和她类似的无奈的梦想/爱好追逐者:

有一位医生,私下里想要唱歌剧,一位律师想要成为优秀的飞盘选手,还有一位工程师想从事声音设计工作。这是一片摆满了与环境不相称的玩具的岛屿:作家,演员,音乐家,他们痛苦地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支持他们那奇怪的爱好,内心深处的欲望,以及毫无前景的职业。

读到这里,我想起J.M. 库切在《夏日》里所作的评论:“教师这一行,充满着不合适的人,和寻求庇护所的人。”不论如何,尽管工作辛苦,她至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陪伴。

话虽如此,梦想却仍不知所踪,此前有关纽约的种种奇妙梦想一件也没有发生在她身上。她每年收入32, 000美元,在纽约,只能住在仅能容纳一张床和一盏台灯的小隔间:

我们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下班以后就去泡吧放松,谈论着我们那浅薄无聊的生活。

一天夜里,劳碌的工作与消极的痛饮之后,作者搭出租车回家。忽然,一位不熟悉的男性同事挤上了那辆车。她有些尴尬,但还是接受了。

也许是为了避免尴尬,他们聊了起来。

“我马上要结婚了!”男人说。

“恭喜你。”女人说。

“可是我有一个梦想就实现不了,我的未婚妻,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干那件事,请问你能满足我吗?”男人真诚地请求。

“你的脚趾很美,我可以舔它们吗?”男人继续说。

作者同意了,并非因为恐惧和威胁——男人对她没有任何威胁,而是由于内心涌起的一股貌似崇高的强烈共情:

在那一刻,时间静止了。我已经搬来纽约,想要实现自己最重要的梦想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向我展示他小小的梦想。我想,我人生中一直都在说不。所有那些我从没有搭过车公路,所有我放弃的机会,所有我未曾亲吻的嘴唇。然后,我想,纽约并不是一个有关“不”的地方,它只与“是”有关!

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射到这位同事身上,仿佛所有的遗憾、委屈、不甘,即使是来到纽约之后生活的平庸都可以用此种情感来消融化解。

出人意料的是,几天以后, 一位女性同事对她倾诉,讲起这位男子在类似的出租车上,对她做了同一件事。这是个骗局,我当时想,那个男人根本没有什么梦想,他只是重复地利用相同的谎言去欺骗那些被“纽约情结”所笼罩甚至控制,渴望实现梦想变得不同而又走向平庸的脆弱的人罢了。

但令我惊异的是,作者没有被欺骗的愤怒,而是表述了以下感受:

不。我只是感觉到我内心萌生了对他的一点点赞赏。这个男人是如此执着专注于他的梦想,他用最直接最大胆地方式实现它,还带有一点点欺骗。他就这样,让他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实现。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为虚假的情感,一种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反复提到的刻奇(kitsch)的情感,它并不指向也无法表征任何特殊个体的内心感受,而是所有纽约市民的集体虚伪,共同幻觉,以及自我感动造就的虚假崇高。

这种情感不仅虚伪,它也会遮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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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为什么一定要读初版?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1934年它作为良友自传丛书(这套书还包括《巴金自传》《庐隐自传》《钦文自传》《资平自传》)初版之时,即赢得文坛激赏。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辟“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专栏,邀请诸多知名作家选出1934年他们最爱读的三本书。结果,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文自传》。值得一提的是,品味昭彰的周作人所选另外两本书全是外国书,他对《从文自传》初版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自传》写于1932年(也有学者考证说是1931年),主要记叙了沈从文从童年到青年在湘西老家(直至赴北京以前)的生活经历——《从文自传》的结局即是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的客栈登记入住,因此也可视作沈从文对自己人生第一阶段的总结。写作此书时,沈从文三十岁左右,经历了长时间的贫困与流离后,在国立青岛大学获得教职,才稍稍从困窘生活中解脱出来,因而能以温柔的目光看待往事。他接受邵洵美委托,撰写上述自传丛书中的其中一册。由于广受好评,《从文自传》在出版次年再版。随后十几年,又以不同形式多次再版。

放在1930年代语境下,《从文自传》之所以广受好评,主要原因还是湘西苗乡出身的沈从文复现了一般文人作家所不能及的奇异生活经验。虽然后有学者考证,《从文自传》虚构想象成分亦颇多。但不论如何,如此新鲜有趣的,且有一定历史感的回忆,是当时文坛的稀缺物。另一方面则是文体的新鲜,当时自传这一西方文体在中国并未有太多实践,因此写什么、如何写,也未有定规。沈从文虽自谦说《从文自传》是信笔写去,草草完稿,但从文体来看,《从文自传》毫无疑问受到了胡适对现代自传(传记)构想的影响。在胡适《四十自述》的开头,他笃定要将此书写成一本“小说式的文字”,但未能成功。而沈从文的实践却可说是成功的,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在自传里投注相当多的想象成分,另外,描写人物、记叙事务的手法也与他早期的小说、散文多有相像,甚至更胜一筹。

由此言之,沈从文的创新赋予其自传作品今日自传/回忆录所不具备的文学性。之所以能如此,一是沈从文在文体上并未遵循固定自传套路,自由发挥,因而能有所创新;二是沈从文本人并没有今人稳定的文类意识(例如认为小说、诗歌比回忆录、传记更正规,值得投注更多心力在形式上),与小说一样精细雕琢,甚至更甚。知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毕树棠在他的文章里点评道:“这本书的文字近于随笔演述,写得细密而轻松,在字句上看不出什么精巧的锻炼,而组合起来,却朴素而丰韵,参差而有致,整个脱去传统散文的节奏,而另具一新格调。这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造,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这本书的可爱之处,风格也居重要之点。”(《<从文自传>》,载《宇宙风》1936年2月第1卷第10期)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成功因素仍然是沈从文的早期乡土小说写作经验。在1920年代,沈从文以自己早年在湘西的生活作为创作资源,创作了不少散文、小说,包括《我的教育》《我的小学教育》《怀化镇》等等。而《从文自传》所记叙的事件、描写的场景很多都在上述早期作品中出现过。例如,《从文自传》中的《清乡所见》一章复现了其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不过更为精悍灵动;而《一个大王》一章则重写了小说《说故事的人的故事》。

这种从早期写作资源中汲取养分的方法有几个优点。第一,沈从文早期描写乡土生活的小说很多,但零散,篇幅短小,有些作品尽管有闪光点,但在艺术上并不成熟。在《从文自传》之前,沈从文并未能够在中长篇的叙述中整合这类经验,应用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和渐趋纯熟的文体。从这方面来讲,《从文自传》对于沈从文早期乡土写作经验,不论在艺术上,或在经验以及对经验的思考上,都是一个总结,它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宝贵的完整性(integrity)。沈从文早期的小说重复啰嗦的问题早已为人所诟病,而在《从文自传》中,他也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对于读者来说,《从文自传》是写实文体,而非虚构文体。沈从文的写实声明(如勒热内在《自传契约》所言)给这些传奇故事以及书中其他所有的迷人幻想附加上了一圈真实光晕(aura),能够让读者更加迷醉。另外,在早期小说里,沈从文有时失之于夸张造作(他早期最优秀的小说,比如《我的教育》也是得益于宝贵的节制),而写作自传,他自然要有所克制,因而就赋予了《从文自传》相较于其他小说更高尚的艺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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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弧的《邮缘》

上周中与母亲一起去小西天资料馆看桑弧导演的《邮缘》(1984),她来北京一周,我只同她看了这么一场电影,但也算还了她的一个夙愿吧。

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好,没有想象中80年代喜剧的尴尬,笑料实在是超越时代的,让人想起看过的《夜来风雨声》,一部40年代的上海家庭电影。

1984年的影片仍然残留着以往时代的隐痛,因十年动乱未能好好接受教育的男主角丁大森(郭凯敏)——可爱而吊儿郎当还真是他的标志,让人想起杨延晋的《小街》;作为知青回乡却没有正式工作的姐姐丁慧娟(她热爱读书,却也放不下美丽的上海,一直在留在上海/离开上海去黄山的农场与恋人团聚之间摇摆)。

相反,陈燕华扮演的周芹就更有点功能性意味了,不过银幕上的她真的很美、很温柔,足以让人忽略掉她性格的单一。再说,这也是一部喜剧,人物本就是漫画式的,少有subtle的一面。(除了丁慧娟那一条线有一点melodrama的味道)

丁慧娟与母亲的关系也非常「中国」。看这一段时,我频频往母亲那一边转头,想看看她的反应。因为这段家庭关系真的足以令她想起自己的母亲了。

在电影里,母亲将本来是准备给慧娟的工厂职位转给了「没出息」的大森,让二十七八的慧娟在家待业——这在那个时代再常见而不过了。

但要害并不在此,而是母亲的态度。

受到社会主义主流话语规训的她(国营工厂老职工)不敢直截了当像农妇(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两者思想境界差异不大)那样说出:「男孩是自家人,对男孩就是应该比对女孩好一点」,而只能无时无刻对外人表露出「男女都一样」的态度,但(影片里)实际生活的种种细节(或者说全部细节),又处处体现着她的偏爱。

这类女性形象最具讽刺性的一点在于,她们会拼命地用表态/话语justify自己的行为。想想吧!无数次,母亲是怎样试图表现得她很爱女儿,又是怎样实际上流露出她其实更爱儿子吧。她嘴里不断表达着对女儿前途的担忧,行动则总是体现为对儿子实质性的帮助。

苦涩的反讽恰恰诞生于这种反差中——这种反差只可能在社会主义话语哺育下的母亲身上发现。

抛开这一切,这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仍是80年代中国那种积极、乐观,一切向上的气氛。没知识没有关系——可以去夜校学!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可以去乡村建设祖国!工厂的工人也可以有集邮的爱好,温柔善良的女性也可以是邮递员,她可以做着服务大众的工作。那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某种美好,虽然它可能不那么真实,但映衬现在,也足够令人怀念。那时与现在不同,「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想起我看过的一篇池莉的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在这篇描写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里,女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公交车司机。凌晨四点起床开公交车的女孩子也有机会拥有甜蜜的爱情。多么美好啊。

话说回来,那是1984年,那是一个人们似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年代,就像1997之于HK一样,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所有人都保持乐观,所有人都带着笑脸——后来或许发生了什么,至少那一刻的乐观、美好与理想主义却留了下来。正因为如此,一切矛盾才那么容易被解决,而不令人感到虚假。这一类电影如果出现在现在,只能被批评「幼稚」!时代不同罢了。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cynical。

电影的结构和节奏一样好,几乎不会让人感觉到冗余和拖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导演的技法,非常纯熟——他十分爱用zoom-in/out来变换景别(全集/中景转近景/特写或者反过来),以突出更多的信息。这样的手法我非常喜欢,在我看来效率也高,比之蒙太奇也更具连续性。另外,他还利用上海的商店霓虹灯明暗变化来烘托男主角的心情——十分自然,毫不拖沓。

电影结束时,影院响起了掌声。看好的中国电影和好的电影感觉完全不同。虽说电影语言不分国界,但看中国电影时,我们能明显能感受到更多东西。

我,我们,都需要再看些真正的、好的中国电影。过几天去资料馆看《人鬼情》《香魂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