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喜爱带着同情目光嘲弄那些因匮乏经验（主要是性经验）而倾向于戏剧化处理（dramatize）生活琐事的知识/学术女性。她们对知识的爱通常是真实而热切的，然而正因如此，她们容易陷入或主动或被动的孤立（尤其在加拿大的乡村中），对知识的投入（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和由环境造成的孤立是相辅相成、螺旋加剧的两个主要因素。

她们缺乏实际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实际的有些粗俗诉诸本能的relationship），缺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言「活的生活」的体验。

傲慢与自卑并存于她们与乡野俗人的交往当中，自卑远多于傲慢，傲慢实际来自她们对于自卑的某种本能性的克服，那是一种色厉内荏式的傲慢，甚至有时，连「色」也「厉」不起来，有的只是虚张声势：你想要装得像他们一样，但他们却没一点类似的想法。双方根本是不对等的。

因为匮乏经验，她们便耽于想象，或是使微不足道地细节变得或过分夸张，或过分神圣，或过分浪漫，或过分悲伤。有时显得过分脆弱，另一些时候显得过分敏锐，就像先知一样。爱丽丝·门罗小说的戏剧张力一方面来源于此种幻想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这种想象本身，它（不是主人公）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爱丽丝·门罗小说有趣的一点在于，它的叙述者（narrator），更准确地说是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本身就具有她（姑且认为叙述者是一位女性）常常贬损或者嘲弄的特质：喜爱叙述夸张的、戏剧化的感情事件（这一点她恐怕与契诃夫完全不同），过于频繁出现的巧合与时间跨度过长的欺骗，多得过分的（至少是密度太高）对于生活的顿悟（epiphany）。这样说也许不过分，仿佛生活中任何一点点细节，哪怕是桌布上的一片面包屑，也能引发隐含作者的无限联想。

这会让人觉得，太敏感了，也太「知识分子」了。谁知道呢，采取此种叙述策略的隐含作者本身就是她所嘲讽的那类人。这让我感觉到，爱丽丝·门罗的隐含作者是缺乏自我意识的，即深藏在人物背后的那个作家，或者，那个语调，往往未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开始嘲弄与她具有相同特点的女性。

但正因为这样，爱丽丝·门罗的嘲弄才不是尖刻、锐利、入骨的，而是带有理解与同情的，它不像是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开头对罗伯特·科恩式的人物进行的不留情面的嘲讽。但这个隐含作者又不是人物，因为你无法感受到作者（通过叙述语调和故事编排方式）是在讲她自己的故事，而是，仿佛在讲一个和她类似的闺蜜的故事。这让叙述者的语调和人物的心灵结合起来具有了某种富有相当默契的复调性，她们对世界的理解大抵相同或略有区别，当你看着其中一人使用精准的语言剖析、嘲弄、关怀另一人时，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那种趣味，就像是一个拥有同样缺点的女人在贬损她具有相同缺点的闺蜜一样。

爱丽丝·门罗一点也不像契诃夫，她也不是一个「散文化」的小说家，她小说里的每一处细节会让你感觉到有某种意义。读她的小说不会让你思考什么，也不会让你感受到什么，而总是会让你意识到什么，这「意识到的内容」往往是否定式、追溯式、过分具有概括性的（因而也缺乏实际意义）：即生活不是XXX，爱情不是XXX，而不是反过来，它往往带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时过境迁的怀疑与悔恨（而作者要以一种过分矫情的解读来冲抵这种悔恨，就像她的主人公一样），以及对宗教本身的淡漠（因为在她的小说里你既看不到强烈的无神论倾向，也看不到对宗教的热衷，宗教总是作为功能性的元素被置放到小说中）。

爱丽丝·门罗的隐含作者最可爱的时候是当她毫无保留地描述那些她讨厌的人的时候。在那种时候，对文本微妙性的渴求让位给一种强烈的情绪，作者想表达一种观点：他/她真的很令人讨厌，而她确实用笔触让你讨厌这类人，你甚至能感到此隐含作者的洋洋得意和解气感。总而言之，这种强烈的情绪以及由之而来的倾向性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中是罕见的。

在更多时候，她是要取得一种平衡，即过分平淡的时候，需要增添一些戏剧佐料，而人物心理太活跃的时候，她往往要告诉读者，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些富有意涵的细节在这种时候成为了她的砝码。她就像在调配调料一般写小说，而非从内心流淌出来，换句话说，正因知识分子的自矜和傲慢，她的灵魂还是被强烈地阻闭着，无法把心里话完全写出来，她要装得像那些「懂得生活」的人，但她又不能太懂生活，因为这样，她就和他们没有区别了。

正因为如此，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是好模仿的，所以我们看到，抛开那些冗长的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J.M. 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成功地写出了比爱丽丝·门罗更爱丽丝·门罗的系列短篇小说。从另一角度来讲，具有阴性知识分子气质的库切也很像爱丽丝·门罗（所以他才能写出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库切在某种程度上比爱丽丝·门罗更自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