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钱理群《周作人传》，印象最深大概便是他对于女子足部的过分关注。通读下来，我产生强烈的直觉（没有充足证据），他一定有很深的恋足癖。
能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细节有二。
一是刚到日本时，他关注到的便是一位少女，乾荣子，那是鲁迅寄宿的伏见馆馆主的妹妹，在馆内兼作下女。这位让周作人在青年、中年与晚年都魂牵梦萦过的女性之面容，他并没有看清楚，他所留意到的只有她的一双赤足。在周作人生长的时代，他在中国恐怕只见过妇女的小脚，而乾荣子拥有的是一双自然美丽的天足，可以毫无顾忌地裸露在地板草席上轻盈行走。这双赤足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性幻想通道，让他迟至晚年时还念念不忘。脸，他未必记得，但足，必定还是久久停留在他脑中。
二是周作人在散文里描述“盐豆”这种故乡吃食时所用的比喻：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
读时我便被喻体所震撼，是如何跳跃的想象力，才能将用草纸包好的咸豆比作女子的纤足。在我看来，这几乎不是恰当合宜的比喻，而只是隐藏欲望的发挥，就像是一位电影导演在作品里给了一对（或两对）足长时间的特写，并非为了表达什么，而是单纯迷恋那一对足罢了。
周作人在他贬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里极度反对女子缠足，其投入的篇幅与溢出的愤怒远比其他话题更甚，鲁迅关注娜拉是否出走，而周作人却更关注女子是否放足，比起经济独立，他更希望女子解放她们的欲望（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解放欲望）：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堆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者类似的小脚。
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
我怀疑，此种精力与动力，更多出于他的恋足癖，出于对能唤起他性欲的事物被摧残的愤恨与遗憾。
除恋足以外，周作人令我记住的还有他之冷漠与冷血。他骨子里缺乏热烈的感情，鲁迅曾说，即使是周边有孩子哭闹、妇人詈骂，周作人也能看得进去书。他天然就能把世界与自己的情感与兴趣隔离开来。周作人和鲁迅一样，非常固执，但他没有鲁迅的热血，假如鲁迅的内心是“死火”，大概他的内心连将死之“火”都没有。
周作人的妻子羽田信子去世以前，两人持续地互相詈骂、争吵，无端责怪，这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让我无法相信的细节是，在信子突发重疾被送至医院的那几天，周作人每天都“坐家中”（大概还是要读书写作），由子女轮流探望照顾，直至“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才与众人前往医院一看。
这背后大概隐藏着强烈的憎恨吧！所以，其实周作人也有着强烈的报复欲，但对于亲密之人，他并不辩解、并不论理，也不报复，而是会将憎恶与恶意隐藏起来，直至某一天，用极端冷漠且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旁人未必能意识到，恐怕只有当事人（如果未死）才能体会到其烈度与强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周作人在和鲁迅断交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除了对鲁迅的詈骂和殴打以外（鲁迅并无还击），还有亲生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不相往来。直至鲁迅去世，周作人才开始写有关他的文章。在日本时，鲁迅常逼迫他译书，在不够勤奋时，还会打他。从小到大，鲁迅均是个苛刻、难以相处的兄长。周作人对此未必没有怨言，但他从未表达，只是不知道他积蓄了多少愤恨与委屈才有最后的那一番行动。
将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我甚至觉得，任何恋足癖（或者其他恋物癖）背后隐藏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冷血。恋物，疯狂迷恋某种装饰物、人的局部、姿态，并不在于这人是谁，只要他穿着某种特定的服饰，露出躯体的特定一部分，摆出特定的姿态，即足以引起恋物者的幻想——他们并不关注人。恰如周作人，他从来都为趣味活着，为物与书活着，而不为人活着。所以恋物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对人的漠视，对情感的漠视，是否隐藏着极端的冷血（与好斗）？
从传记可以看出，不仅好斗，周作人还非常固执。他几乎不可能因为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即便是抗日战争期间叛国投敌的事情，他也坚称自己不后悔。我和他一样，性格中有某种极端固执、好斗、记仇的因子，有时又很冷漠。所以看周作人的传记，有时就像照镜子，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钱理群说，他的自我保存得很完整，后来新中国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知识分子，却也没有让他的自我有任何改变（参考丁玲）。他对于现实与历史的看法如故，而他的很多同辈和后辈全都在内心深处屈服了。我想这方面我和他有点像，但谁又能说，这种自我的坚固背后不是某种冷漠和残忍呢？这是我对自己的反省，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周作人那样的人。